易丽君:走近诗人米沃什

作者: 时间:2021-11-09

走近诗人米沃什


[提要]本文的主旨是对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散文创作进行分析、评价。文中介绍了米沃什的生平、旅居国外的原因、所受到的批评和获得的荣誉。其中重点是探讨米沃什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诗歌、散文创作特色,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沿革,他思想艺术上矛盾复杂的一面,展示他从一个灾变论者到讴歌生命、赞美尘世的诗人的心灵历程,试图勾勒出一个真实、完整的米沃什形象。


一、米沃什早期的诗歌创作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生于立陶宛舍泰伊涅庄园。舍泰伊涅位于凯伊达内县涅维亚什河畔,那是他母亲娘家库拉特家族的世袭领地。米沃什家族也具有深远的贵族渊源。

1913年,他曾随父母到亚洲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旅游。1917年,由于他的父亲被征召入俄国军队,使幼小的米沃什得以在日则夫目睹俄国十月革命的狂潮。1918年米沃什一家重新回到故乡舍泰伊涅庄园。未来诗人的童年在特殊的波兰—立陶宛民族熔炉中度过,这成了他日后许多文学思考的源流。在寻找自己和民族的根时,在追忆一去不复返的流逝的时光时,诗人往往追溯到这个时期。平静的田园式乡居生活,不平凡的事件,在《伊斯塞谷》《故乡的欧洲》和《在河岸上》等一系列作品中都留下了生动的画面。

1921年米沃什进入维尔诺齐格蒙特·奥古斯特中学学习。1929年米沃什考入维尔诺斯泰凡·巴特雷大学人文科学系,后又转到该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系。1930年他首次在大学的刊物《维尔诺母校》上发表诗作,开始崭露头角,1932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篇》,1934年获波兰文学家协会维尔诺分会授予的“爱学社处女作奖”,从此登上文坛。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和维尔诺大学的几个学生共同创办了《扎加雷》杂志,自称“扎加雷”诗社。后来这个诗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诗人,其中有A.雷姆凯维奇和J.普特拉门特。他们与活跃在卢布林的诗人J.切霍维奇以及华沙和克拉科夫的几个诗人形成了第二先锋派。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灾变主义,即预言世界面临毁灭之灾。

1934年米沃什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前往法国巴黎大学进修,1935年回国,在维尔诺波兰广播电台文学部工作。当时的维尔诺虽然仍保持着波兰文化名城的特点,但对波兰而言,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个政治上十分困难的时期,在维尔诺,保守的民族右派势力抬头。米沃什在波兰广播电台工作一年后,由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而被电台领导解职。但也是在这时形成了诗人创作的基本构架,在经历了许多演变之后,时至今日仍然能将米沃什的作品看成一个独特的整体。1936年米沃什出版诗集《三个冬天》。他早期的诗歌具有庄重而哀婉的格调,反映了波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文学中的灾变主义情绪,对失去的世外桃源(阿尔卡迪亚)的怀念;它们摇摆于对即将到来的文明的末日、步步接近的灾变的预感和和对生活的赞许、对大自然的静思之间。诗人把历史看成一场大灾祸,预言将出现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存的世界将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走向灭亡。然而危机感和毁灭感并没有引发绝望,而是成了对英雄主义、斯多葛精神和内心的忍受力的一种挑战,其结果是从形而上学和末日论的深度来理解现实,从“可拯救的灾变主义”的深度来理解现实。在米沃什的笔下,人类像只涅槃的凤凰,会在火中再生。他把地球想象成一个不断更新的女神,故而他被称为“波兰诗人中唯一真正的泛神论者”。他的诗歌在形式上自成一体,阳性韵和阴性韵彼此交织,在色调上对黑一白、光一影作了强烈的对照。他不断追求的是寻找“庄重和纯洁”的词汇,使用明白的句法,追求的表达方式是最充分、最清晰地反映现实,这一点跟语言学派和结构主义大相径庭。诗人对过往的、传统的、前辈们使用过的词汇采取的态度是既顺从又叛逆:他认为用同一母语写作的不同代的诗人,都会继承其前辈们锤炼过的风格和形式,但同时也会感到,那些过往的表达方式并不完全适合他自己的经验,故而在继承、移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突破,不断地“叛逆”。

1937年诗人去了意大利,回国后移居华沙,在波兰广播电台工作。1939年的到来,给“扎加雷”一代的灾变主义诗学赋予了真实的意义。这年九月,米沃什作为广播电台记者到了前线,后撤退到罗马尼亚。从那里他并未去西方,而是回到了维尔诺。苏联红军占领立陶宛后,他回到了华沙。在被法西斯德国占领的首都,他积极参与了地下文化活动,以杨·塞鲁奇的笔名在地下刊物上发表诗作。1942年,华沙地下出版社出版了米沃什编辑的《独立之歌》,这是当时广泛流传的爱国诗歌选集,对于“地下的华沙”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5-1951年间,米沃什在人民波兰外交部工作,曾先后出任波兰驻纽约和巴黎文化专员。1945年他出版诗集《拯救》,这是战后人民波兰出版的第一批书籍之一。诗中不仅出现了华沙战时的画面,也记录了诗人对战争的抒情的冥思和对历史悲剧的新的理解:战争在物质和精神上摧毁了现代文明,人类会用“文明废墟中的残留物”来建构诗歌。《拯救》中的核心部分是组诗《世界·质朴的诗章》,其质朴而明朗的诗学,对于这个时期的文学氛围而言,成了某种异乎寻常的现象。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灾变的背景下,战后出版的第一批文学作品大多涉及对法西斯战争罪恶的控诉。充斥着慷慨激昂的词语,充斥着痛苦、烈火、鲜血和无尽的苦难,《世界·质朴的诗章》展现的却是对故乡舍泰伊涅的孩子般的天真回忆和开朗而安详的画面,它似乎是有意把读者带进一个童年时代有过的天堂般的、不受战争血雨腥风侵扰的世外桃源。米沃什是继密茨凯维奇之后第二位怀着赤子之心描绘故乡立陶宛自然风光的诗人。《拯救》虽然以其与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引起读者的惊诧,却被某些评论家指斥为“不合时宜”。1948年《创作》月刊发表了米沃什从华盛顿寄回国的《道德诗篇》,那是对战后出现的种种道德问题的思考,表现了诗人对波兰现实的担忧和维护基本道德准则的愿望。当时正值波兰政治斗争激烈、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波兰广泛传播的时期,《道德诗篇》能躲过书刊检查,实属奇迹。作品的示威性表现在形式上是用工整的九音节诗写成,具有简单的韵律,这种形式属于启蒙时期的讽刺诗,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倡的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远离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讽刺传统,在这种背景下,《道德诗篇》无疑具有挑战性。在主题和内容上,这部作品与当时的文坛气氛也是格格不入的。作品对战后的波兰现实不是颂扬,而是批判。作品讲的是当时发生的政治、社会变革的过程和这些变革带来的伦理后果:


我们的时代是死亡,

充斥耳畔的字眼是取消,

我们听到的是恶人的喧嚣,

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还有:


波兰人在这艰难时世

向烧酒和香肠之神竞折腰。


结尾时诗人对波兰前景作出了阴暗的预言:


我们在和平中前进,普通人,

在我们的前方是——

“黑暗的核心”。


1950年米沃什来到巴黎,出任波兰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1950年圣诞节他回国度假,拒绝了当时波兰文学家协会党组总书记的邀请,未出席政府舞会,新年他又同几位政治上受批判的作家一起度过,这个姿态表明了他的政治选择。他的护照被吊销。他的妻子雅尼娜·米沃什仍然留在美国。后来由于朋友向贝鲁特总统说情,他重新获得护照,得以返回巴黎。但这一次他不是到大使馆工作,而是选择了政治流亡的道路,直接去了由流亡法国的J.格德罗伊奇领导的文学机构,该机构帮助他申请在法国的居留权。国内却在组织文人对他大张挞伐。


二、米沃什侨居法国时期的创作特色


决定留居国外,不仅意味着他同自己迄今的生活分手,也意味着同活的语言源泉告别。活的语言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他工作的基本素材。米沃什所冒的风险是使自己的创作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也就是创作上的自杀。1951年米沃什在《文化》周刊上发表声明,强调他之所以决定流亡国外,并非出自反共的动机,并非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社会意义和民主意义上的长处,更不是想投靠伦敦流亡政府。他带着轻蔑的口吻谈起伦敦流亡政府的领导人,说“那些政治家的形象看起来就像轻喜剧里的人物”。他说他之所以“逃跑”,是因为“在波兰模仿苏联模式成了作家的义务”。1951年,在波兰是斯大林主义统治最黑暗的时期,许多作家、诗人都不得不公开表明对斯大林的忠顺。用时任波兰作协副主席J.伊瓦什凯维奇的话说:“我们的处境没有选择的余地。”伊瓦什凯维奇是米沃什的朋友,他没有指责米沃什“背叛”,只是说“他想保留自己的象牙之塔”,这在当时波兰国内对诗人的批判中调子是最低的。作为对国内知识界谴责的回应,米沃什于1953年初在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被禁锢的头脑》。这部作品迅速被翻译成英语,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出版。作品对当时东欧的历史变革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斯大林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这些国家文化的思想意识化,使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学会了掩盖真实观点的技巧,也就是吞下一种所谓的“幸福药片”。吞下了“幸福药片”的人便能达到同现实妥协,保持内心平静的状态。大凡不愿或不能侨居国外的人,都面临一种选择;监狱、发疯或吞下“幸福药片”。书中以A、B、C、D的符号突出了四位波兰作家的肖像研究,他们是“被禁锢的头脑”的典型,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心灵斗争和世界观改造之后,肯定歌颂新的全盘苏化的社会秩序,甘心充当斯大林专制主义的牺牲品,他们在政治上迅速飞黄腾达,成为禁锢别人头脑的工具,从而揭示了个人和社会的悲剧。1953年后半期,米沃什出版了小说《对权力的攫取》。这部小说重复了《被禁锢的头脑》中出现过的内容,只是将其故事情节化了。由于这两部作品的出现,米沃什曾被西方误认为是“政治作家”,而这正是他最不愿听到的头衔,甚至视为“难以洗刷的污点”。为说明自己流亡的理由,免不了对苏式专制制度做出谴责,把苏联控制下的波兰视为噩梦,但这决非他整个创作的主题,否则便无法理解像他这样一位复杂而深刻的诗人。1955年米沃什发表了小说《伊斯塞谷》。作品的主题是对童年时代故乡的追忆,描绘了故乡美好的自然风光和人与大自然和谐一致的生活,说明诗人并未使自己陷入噩梦而不能自拔,而是善于与噩梦本身保持距离,心里永远装着对故国家园真挚的爱。

切斯瓦夫·米沃什是20世纪波兰诗人中不赞同收缩诗歌主题、题材和语言边界的诗人之一。他深知自己必须不断扩大自己的写作空间,他是在不断寻求新的主题、新的表现形式、新的诗歌语言,因此评论界认为米沃什的诗歌具有多重主题,其核心是“人性的东西”填满宇宙。“他向我们呈现了我们的生存处境。这一处境我们越是不能理解,它的悲剧性越强。而在这一点上,哲人米沃什超越了作为回忆者、谴责者的米沃什。”1

早在1945年米沃什就曾提出“要以美的名义寻求与众不同”。1953年他发表的诗集《白昼之光》真实反映了作者对诗歌形式美的追求,从探讨存在主义问题的题材到艺术表现手法,都看得出西方诗歌的影响。《白昼之光》中除收集了诗人在美国任外交官时写的许多散诗之外,还包括了两首长诗《道德诗篇》和《祝酒》。1955年米沃什发表的长诗《诗论》,是用十一音节自由体诗的形式写成的,其中穿插了许多散文式的叙述。这是一部波兰20世纪的诗歌概论。长诗的第一部分《美好的时代》,是青年波兰时期克拉科夫的综合描述,写到克拉科夫的艺术家和现代派艺术的生存环境,这个时期从1894年到1914年结束。第二部分《首都》,写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二十年的华沙:华沙风光、华沙人在一战后物质条件和感情生活的变化,穿插对二十年中华沙诗人和诗歌的论述。第三部分《历史精神》,这一部分更加深入到历史,充满了引文、掌故、暗语和影射,说明波兰当代文学有着从密茨凯维奇到二战时期无名诗人创作的根。只有这种诗歌才能被视为波兰战后诗歌的正统。第四部分《自然》,给全诗的历史哲学背景增添了神学背景。至此,读者看到了完整的米沃什范式——复杂而多层次的作品结构。而关于历史和自然、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向题,诗人并未给出确切的答案。长诗《诗论》说明米沃什在波兰诗歌中完成了一次急剧转折,推翻了斯卡曼德尔派和先锋派局限的樊篱,抛弃了创新必须是在诗歌语言上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要求,扩大了米沃什诗歌创作中敞开的通向波兰整个诗歌遗产——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启蒙时期诗歌和古波兰诗歌遗产的道路。1957年《诗论》获《文化》文学奖。当时正值波兰“解冻”时期,米沃什的诗歌也常出现在国内的报刊上,且受到评论界的赞扬。但在以后的漫长年代里他的作品只能在波兰地下出版机构出版,直至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状况才得到改变。

1959年,米沃什发表散文集《故乡的欧洲》和《大陆》,似乎是预示了他要和自己熟悉的欧洲大陆生活的告别,去开辟另一番天地。也是在这一年他获得了国外波兰作家协会奖。


1、西川、北塔译:《米沃什词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4年版,第11页。


三、米沃什侨居美国时期的诗歌、散文创作


1960年米沃什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邀请,离法赴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言文学系获得教授职位。

米沃什离开故乡的欧洲,定居美国,他的诗歌获得了又一个不同现实的素材。此前的现实——维尔诺的、华沙的和巴黎的现实,不仅在空间上属于地球的另一边,在时间上也属于过往。他必须努力用文字将这些不同的世界结合在一起。到美国后他出版的诗集《波别尔王及其他诗》(1962)、《中魔的古乔》(1965)及《没有名字的城市》(1969)可视为这种努力的成果。尽管如此,米沃什到美国之初,却是以散文家的身份而闻名,使他尤其感到不快的是,由于他的《被禁锢的头脑》在欧美拥有广大读者群,使他长期被看成一位“政治作家”。尽管在他迄今的全部作品中诗歌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但美国公众对于作为诗人的米沃什却知之甚少。直到1973年,他作为散文家和“政治作家”的肖像才得以改变。这一年出版了英语翻译的诗集《米沃什诗选》,开辟了米沃什的诗歌通向英语世界读者的道路。1977年出版了英语版《诗集》,1978年出版了另一部米沃什诗选《冬天的钟声》。

有的欧洲作家放弃了自己的母语,如约瑟夫·康拉德·科热尼奥夫斯基(波兰人)、纳博科夫(俄国人)都成了著名的英语作家,捷克人昆德拉成了法语作家,卡夫卡成了德语作家,米沃什却与波兰语保持了不弃不离的血缘关系。他用波兰语写作,再将自己的诗歌译成英语,他的译文保持了原文的精美特质。他在大学任教期间,极力推荐波兰文学,特别是诗歌。1965年他就出版了自己用英语翻译的《波兰战后诗选》,后又相继翻译出版了《Z.赫贝特诗选》、《A.瓦特诗选》等,他向英语世界的读者推荐了数十位波兰诗人的作品。为了让世界更全面了解波兰文学,他用英语写了一部《波兰文学史》(1969),这不能不说是被指责为“叛国者”的诗人米沃什真挚的爱国心的表现和对祖国波兰的贡献。

1974年,米沃什出版了自己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抒情诗集《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沉落》。他的名望也与日俱增。1974年由于翻译介绍波兰战后诗歌的功绩,他获得波兰笔会奖;1976年获古根海伊姆奖;1977年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授予诗人荣誉博士学位;197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他相当于荣誉博士学位的伯克利嘉奖状,同年米沃什获得美国《今日世界文学》杂志颁发的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俗称小诺贝尔奖)。1980年,米沃什终于荣获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此次获奖不仅对诗人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波兰评论界和出版界也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在此之前,波兰国内只有J.克维亚特科夫斯基、A.菲乌特和J.布翁斯基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对米沃什的肯定评价,其他评论家采取的态度都是小心谨慎的,欲说还休,普通读者难以接触到他的诗歌。诺贝尔文学奖开通了米沃什回归波兰读者的道路,波兰报刊、杂志大量刊登他的作品,标记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他的抒情诗集《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沉落》,研究诗人创作的文章雨后春笋般涌现。人民将他视为权威,视为争取自由的斗士,不管米沃什本人是否情愿,他都不得不扮演民族先知的角色。

旅居美国初期,米沃什的诗歌创作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矛盾。决定这一特点的是诗人的双重角色:见证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冲突。见证人的角色是他无法回避的,艺术家的角色是他不想放弃的。他亟想调和这种矛盾。作为见证人,米沃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不仅从西方文化的角度谴责东方,同时也将自己独特的、从东方获得的体验、自己有关世界的新的知识带到了西方。这是一种个人的、波兰现代作家同西方文化的较量,意在展示自己的价值、力量和独特性。他在《世界的过客》中曾说:“当年我没有看到任何希望。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仍然是个灾变主义者。我在1947年所说的“在我们的前方是黑暗的核心”,是有根据的。”1977年他发表散文集《乌尔罗地》,在书中作者向读者介绍了自己诗歌的基础,因而也介绍了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作品的中心结构是提出问题:在浪漫主义危机之后,欧洲文化走向何方?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是否会导致文化的变异?当代现实在作品中被展示为“乌尔罗地”——“崩溃和苦难的国度”“贫瘠的土地”,被剥夺了神圣性的空间分裂瓦解,落入混乱、偶然性和无目的性。用“文明的事物”去填满空间不能遮掩它的空虚,当前的现实正是处于这种空虚之中。在空虚中创造文化和文明,会导致过去的死亡,过去一切成就的灭绝,从而也是导致当今的死亡。对人而言,必不可少的是人自身、社会、文化的延续,是感觉到自己植根于历史,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负有个人的责任。“我一说起20世纪,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听着语言的嘈杂,每分钟蹦出的数以十亿计的字眼,看着日益增加的报刊、电影、电视,无法命名的现实在膨胀;而另一个现实,可以解释的现实却跟不上它,较之上世纪的要弱得多,长此下去必然是人的没落,整个城市、整个国家的没落……”

米沃什在1972年发表的散文《对波兰文学的个人责任》中说:“在最近十年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派别、纲领、先锋性,然而恐怕到了该把这些咖啡馆的议论放在一边,去寻找波兰文学主要流派的时候了。”不言而喻,米沃什的自信体现了波兰诗歌主流者“非我莫属”。

美国对于诗人是新的体验,新的挑战,一部部诗集记录了深入到这种变化的涵义。在散文《关于我所在的地方》中,作者写道:“我走在街上,抬眼望去,在山的起伏处,在桉树丛中,我看到核物理研究所闪闪发光的大厦……我回过头去,那边是金色的圣弗兰西斯科湾,已经发暗,只是从绿—黄—胭脂红的天空获取的某些颜色……我心中装着许多城市,许多国家,但所有的一切与每天围绕我的东西相比都有着天渊之别。”伯克利成了诗人继立陶宛故园之后第二个想象的中心。无论是华沙,还是巴黎的郊区都不曾变成地理—心理上的中心,它们似乎仅仅是从童年的国度到成年的国度旅行中的一站。在他的诗中,美国的画面标志着世界的现代性、非历史性和物质性。从这里看到的未来,不乏灾变的前景。散文集《圣弗兰西斯科的视点》(1969)有个总的主题,就是读懂美国。读懂美国的自然风光、集体礼仪和时装、失败的预兆和希望的标记。米沃什写作的活力是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努力用所有的感官去捕捉难以捕捉的存在的奥妙。继《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沉落》(1974)之后,米沃什发表了《珍珠颂》(1982)、《莫名其妙的土地》(1984)、《从我居住的街道开始》(1985)、《编年史》(1987)、《智慧之书》(1989)等多部诗集。

这些诗集反映的一个共同特点依然是:矛盾。细节与总体之间的矛盾,自然与理想之间的矛盾,生与死之间的矛盾,精神与肉体之间的矛盾,标记与意义之间的矛盾,个别与普遍之间的矛盾,正与反之间的矛盾,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矛盾。矛盾冲突几乎在每一诗篇中展开无情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未定。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道德家的诗人米沃什,认为诗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作者的个性,也在于宣扬一种道德,一种智慧,帮助“善良的灵魂”去理解光怪陆离的现实,去承受不幸;诗人可以用各种声音发表意见,可以表明各种不同的态度,但诗人必须有所选择,必须站在善和真理一边。因此他的诗中充满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对遭受屈辱的普通人的同情。他在《应该,不应该》的诗中,强调这是人在世界上生存的富有魅力的准则,无论生活在哪种现实,即便是生活在高度文明的现实中的人都应遵循这一准则。米沃什生活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实中,同时也是生活在物欲横流、充满了虚伪、浮华、欺骗、吵吵嚷嚷的现实中。1980年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他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个人是失去了自由的,成了“历史和生物本能的无形力量的俘虏”。正如瑞典文学院在对他的授奖词中所说:“他在自己的全部创作中,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米沃什认为作为一个诗人,应该做的事是清除谎言和历史的欺骗,要勇于透过社会现实中光怪陆离的现象探询生活的本质,不断追求人生的真谛。他多次写道:对于艺术家,最危险的是卷入政治纷争,单纯为某一思想服务,即便这种思想是最正确的思想。

米沃什希望有一种容量更大的诗歌形式,它“既不太是诗,也不太是散文”。他在创作中孜孜以求的正是不断扩大诗歌形式的容量,形成他自己的风格,既富于哲理性又充满了抒情韵味,兼容思想、说理、叙事、抒情、白描、对话的多重风格。

米沃什诗歌的奇特也正在于,他的每一部诗集都轻易越过了他前一部诗集确定的不可逾越的界线。在读他的诗集《太阳从何方升起,在何处沉落》的时候,人们会以为现代波兰抒情诗达到了表现能力的巅峰,但是几年之后出版的《珍珠颂》又会使读者惊喜,因为它达到了更高的巅峰。此后出版的每一部诗集都会给读者带来新的惊诧。他的长诗讲求整体结构的完美,而各章节之间的变化和表达感情的手法则相对自由,抒情、探讨、静思、雄辩往往交叉出现,形成各种变调,颇似乐章的结构。

米沃什的诗歌是逐步完美和丰富的。语言的王国在不断地扩张。诗文集《莫名其妙的土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集子大大超出了传统和严格意义上的诗集结构。这个集子中既有原创诗歌,也有译诗,有从别的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中摘录的引文,有从草稿和笔记中摘录的用散文表现的反思,甚至还有朋友来信的片段。这是米沃什不断追求“容量更大的形式”的又一表现,这种形式在规避过去被接受的和一直受到尊重的界线和限制的同时,大大扩张了表现空间的可能性。在书的前言中,诗人向读者解释为此书设置这样的结构的理由:“诗人中普遍接受的惯例,是将几年里写的诗收集起来,以某个共同的题目将它们编成一集。如果稍加考虑,就不难发现,这种惯例是代代相传的习惯势力使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必要性。要知道那位缪斯的仆人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忙于创作称之为诗歌的理想的东西。他生活在人们中间,他在感受,在思考,在认识别人的思想,在试图以任何一种手段抓住围绕他的世界,可以借助诗歌的手段,但不仅仅是诗歌。在他当时所写的所有东西里,可以猜到同样的追求,同样的音调,因为我们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更新与变化组成的,每一种变化都有自己的音调。因此将在时间上同时发生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分开,是正确的吗?”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拥有丰硕成果、丰富经验的成熟诗人,以年轻的创新家的勇气破除常规,从众多传统和诗学之中开辟自己的道路,持续不断地追求经验和表达之间的和谐。


四、米沃什晚年的诗歌、散文创作


1981年米沃什首次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波兰,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可以说这是一次凯旋。过去批判过他的人做出了各种解释,昔日的朋友又欢聚在一起,真个是“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1989年米沃什再度回到波兰,克拉科夫雅盖沃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同年,哈佛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自1989年起,诗人越来越经常回到波兰,克拉科夫成了足以与伯克利媲美的另一个“家”,他每年从春到秋住在克拉科夫,冬天住在伯克利。1992年标志出版社出版了米沃什的一部十分重要的散文集《寻找祖国》。1992年访问阔别了五十二年之久的立陶宛,这是诗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科甫诺,诗人获大维托尔德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在这一年里他还在意大利分别获波洛尼尼大学和罗马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此后他多次去立陶宛作寻根之游。由于他对立陶宛历史和文化的贡献,他获得立陶宛总统授予的格底明大公勋章。1993年标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三卷集《诗选》。他在紧张的创作活动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1994年他出版诗集《在河岸上》,1997年出版散文诗集《路边的小狗》,1998年获“尼刻”(胜利女神)奖。他最后的几部诗集《这》(2000)、《第二空间》(2002)、《俄耳甫斯和欧里狄克》(2002),散文集《文学仓房》(2004)和《在时间里旅行》(2004)都是首版在波兰问世的畅销书。此外还有标志出版社和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米沃什全集》,也在分卷发行中。2004年8月14日,切斯瓦夫·米沃什在克拉科夫逝世,享年93岁。

切·米沃什是位多情的恋旧的诗人,他没有昆德拉那种精神上难以回归的困惑,相反,他愈到晚年回归的意志愈坚。

1980年12月8日,米沃什在瑞典文学院发表受奖演说中说:“出生在一个小国家是件好事,那里的大自然是人性化的,符合人的尺度,那里在数百年中,各种语言、各种宗教共同生活在一起。我指的是立陶宛,神话和诗歌的土地。我的家族自16世纪就一直使用波兰语,因此我是波兰诗人,而不是立陶宛诗人,但立陶宛的风光,立陶宛的精神却从未离开过我。”米沃什晚年寻找祖国——寻根,主要是追寻“儿时的国度”,追寻复杂的“边区”波兰性和诗歌传统。立陶宛的河流山川,秀美的大自然,给米沃什的诗歌增添了许多平实、恬静的韵味。《寻找祖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波兰文学传统的探讨,对想象力的传承关系的探讨,他提到培养他成为诗人的前辈:首先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戏剧的作者,然后是显克维奇,再后是维特卡奇和贡布罗维奇。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创作是他灵感的源泉,他在《乌尔罗地》中曾说:“我的每一行诗都得益于他。”二十年后,他在同评论家A.菲乌特的谈话中又说:“我喜欢密茨凯维奇,语言上我喜欢他,由于他的语言的庄重,由于他的语言的完美。”文学成了他认识波兰祖国的桥梁,研究波兰文学是他深化波兰性的途径,写作是他参与波兰生活的形式。他强调,虽然自己长年旅居国外,但精神上他从未离开过他的故国家园。

米沃什晚年的许多诗歌和散文的基本素材来自记忆,是记忆沿着那些遥远的、不复存在的、一去不返的地方的漫游。他不免感叹“舍我去者,昔日之日不可留”。他在1991年所写的《继承人》中就流露了这种情绪:你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你不寻找从前的信仰和希望,/你绕过破裂的墓碑/连同残缺的人名。/但那阳光中的水,白菖蒲的香馨,/我们和你共有的热情,/共同的体验联系着我们……/继承人。我们已能/飞得越来越远,/请你听听,昔日的回声。/静静地,越来越静。/

最近二十年,米沃什曾多次在诗中提及自己的年龄。1984年在诗集《莫名其妙的土地》中有一首《七十岁的诗人》,1994年在诗集《在河岸上》中有一首《八十岁后》,2000年在诗集《这》中有一首《纪念我八十八岁的生日》,在同一诗集中还有一首《祈祷》,提到自己是将近九十岁的老人:年近九十,还满怀希望,/愿我能说,能写,笔下能涌出诗章。/这些生日纪念诗在米沃什的诗中不过是即兴小品,却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它们反映了诗人创作思想的沿革。人类的爱情是米沃什诗中常见的题材,爱情被视为参与人生神秘剧的最可靠的途径。诗人愈到晚年愈是抛弃爱情的理想主义概念,愈是着重揭示作为人的本能的情欲的力量,歌颂唤起情欲震撼的女性肉体美。另一个可感的现象,是米沃什诗中愈到晚年怀旧、寻根的情结愈浓。第三个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米沃什愈到晚年,愈是流露出一种超然物外、与世无争、淡泊、宁静、通脱的心态,真所谓“毁誉不动,得丧若一”,诗歌的调子放弃了庄重的哀歌——忏悔风格,多了些自嘲、幽默,甚至玩笑的口吻。这里仅以《八十岁后》一诗为例:“整个盛典行将结束,/是否妥帖,有何区别。/任人给我穿衣脱衣,/任人查看肌体细节。/人们怎样给标本照相,/对死去的狗熊反正都一样。”这里已经接触到米沃什诗中的衰老题材,诗人对衰老、疾病,对无法回避、日益接近的死亡不是畏惧,而是泰然自若,或者说是人对自然规律的臣服和无奈。诗中的“狗熊”形象可视为米沃什自嘲的自画像。诗中的后两句是对死后的葬仪的充满寓意的影射。人生荣辱不过是过眼云烟,人死后对举行怎样的葬礼全然是无所知的。

服从自然规律对米沃什而言,并不意味着宿命论或悲观主义。相反,晚年的米沃什摆脱了灾变论的影响,保持了智者的立场,表现出对存在的自发的赞许,对世间万象丰富多彩的惊叹。米沃什虽然到了垂暮之年,虽然“耳朵越来越重听,眼睛越来越弱视”,但这些感官对美好的事物仍然像年轻时一样“兴味盎然”和“贪婪”。他曾描述自己在明尼阿波斯机场手捧一杯威士忌,饶有趣味地看着候机室来来往往的漂亮姑娘,“看着她们穿超短裙、长裤或薄纱衣裙的脚”,“偷窥她们的臀部和大腿”,不免自嘲地说:“你这好色的老头儿,你到该进坟墓的时候了,/怎能还玩年轻人的把戏和娱乐?/……我并不是向往这些尤物,/而是向往所有的东西/……如果我死后进入天堂,那里必须跟人间一样,/只是我将摆脱迟钝的感官和笨重的骨头,/变成单纯的注视。我将继续赞赏:/人体的比例,鸢尾花的颜色,六月清晨巴黎的街景,/惊叹看到的事物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多。”

同样,在《纪念我八十八岁的生日》一诗中,米沃什抒发了对到处是商场游廊的城市、对蔚蓝的海湾、对百鸟争鸣的大自然、对衣着鲜丽的时髦姑娘的欣赏,无论是对人对物,他都看得心醉神迷;“尽管满头白发,衰老、疾病,/灵魂却随之飞升,/我得救了,因为我的惊叹神圣而又永恒。”从写作艺术上看,这首诗采用了哀歌的形式,但他笔下的哀歌与波兰哀歌的“悲怆”传统不相同,整首诗的调子充满了欢愉,是对大千世界的由衷赞美,是成功人生的欢乐和自豪。这种情调与诗人崇敬的密茨凯维奇晚年的诗歌《成熟的年岁——失败的年岁》也大不相同,密茨凯维奇晚年因诗思枯竭而发出慨叹,在米沃什笔下则是成就感,是安详的老年的欣慰,是保持了对转瞬即逝、闪烁不定的世界美的赞赏能力,保持了抒发最隐秘的欲念、激情和追求的能力和权利的老年的胜利。米沃什对待“青年”和“老年”的态度甚至与年轻的密茨凯维奇也有所不同。密茨凯维奇在《青春颂》里将“青年”和“老年”对立,年轻人是感情丰富、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一群,“老年人”则是“没有心,没有灵魂,只有骸骨的人形”;米沃什笔下的“老人”“老诗人”却充满了勃勃生机和青春活力。尽管老眼昏花,却能看到年轻漂亮姑娘躯体的细节,欣赏她们标新立异的服装;尽管耳朵重听,却能听到各种充满青春活力的声响,处处流露出一个善待人生、懂得从生活中寻找乐趣、涤除思想纷乱和疑虑的智者的乐观心境,这恐怕也是米沃什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联系到诗人曾长期标榜自己是个灾变论者,做出过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阴暗预言,到了晚年他在《世界末日之歌》中反复说明世界末日没有出现,也不会出现,不能不说米沃什在世界观和认识论上也超越了自我。

米沃什晚年的诗歌仿佛是越来越强化的生存的记录,这种强烈的生存意志表现在他的思想、文字、创作的诗歌所描绘的画面和精巧的隐喻之中。他是以各种不同色调在诗中表达顽强生命力的诗人,他的许多诗都是对现存世界的颂歌,也有不少诗是对衰老法则、生命终结的感怀,但在他提到死亡的时候,不是畏惧,不是惜别人生,似乎只是从此世移居到彼世,从人间移居到天上。人世间的一切感官享受——视觉、触觉、味觉、冷热感觉、听觉在天上都能得到继续,从人间到天上,只不过是生命的一种旅行。“下方怎样,上方也是怎样,”诗人依据自己在现实世界看到和体验到的一切来虚构臆想“彼世空间”,他的诗歌也就成了使“彼世存在”现实化的载体,因而米沃什的“彼世”也是现实的。另外,联系“此世”与“彼世”的纽带还有记忆。记忆使诗人将自己的祖先、死去的亲人、朋友一一从虚无中召唤出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不洁的舞会”。只需记起日常用品中的几件东西,记起服装的某些部分,记起同某一情景联系的颜色,便能使过世的人们从黑暗中显露出来,使他们得以以一种绝对的、完整的方式,超时空地存在。诗人承认,他是在努力与逝去的先人建立联系,召唤逝去的时间,举行自己独特的“先人祭”,从而也表达了他挥之不去的“恋乡情结”。

米沃什的诗歌和诗中包含的独特的生死观,依据的是内在的矛盾。诗人力图尽量远离有关死亡的思想,或者至少是这样来展示死亡,使其表现为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表现为进入另一种现实的瞬间,这个现实是尘世的可触摸的现实世界的延长和继续。虽说浮生易逝的意识常常伴随对生的歌颂,伴随对现实世界的热情和赞叹,但希望也在调和矛盾之中,在于对生的肯定,因为在米沃什看来,对于哲学家和诗人“唯一的主题只是一个字眼——存在”。

切·米沃什一生与诗为伴,因诗获祸,也因诗得福;因诗亡命天涯,也因诗死后被葬于波兰的先贤陵寝。生命的价值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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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斯瓦夫·米沃什

参考文献

1. J. Kryszak, Katastrofizm ocalający, Wyd. II, Pomorze, 1985.(J.克雷沙克:《可拯救的灾变主义》,第二版,波英瑞,1985年版。)

2. B. Chrzą stowska, Poezje Czesãawa Miãosza, Wydawnictwa Szkolne i Pedagogiczne, 1982.(B.赫容斯托夫斯卡:《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学校和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3. A. Fiut, Moment Wieczny, O poezji Czesãawa Miãosza, OPEN, 1993.(A.菲乌特:《永远的瞬间,论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歌》,OPEN,1993年版。)

4. J. Dudek, Europejskie korzenie poezji Czesãawa Miãosza, Księgarnia Akademicka, Kraków, 1995.(J.杜德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诗歌的欧洲的根》,大学书店,克拉科夫,1995年版。)

5. A. Walicki, Zniewolony umysã po latach, Czytelnik, 1993.(A.瓦里茨基:《许多年后看<被禁锢的头脑>》,读者出版社,1993年版。)

6. Literatura Polska 1990-2000, pod redakcją Tomasza Cieślaka i Krystyny Pietrych, Tom I, Wydawnictwo Zielona Sowa, Kraków, 2002.(托马什·切希拉克和克雷斯蒂娜·皮耶特雷赫编:《波兰文学1990—2000》,第1卷,绿色猫头鹰出版社,克拉科夫,2002年版。)

摘自《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2辑(2006年出版)

文章作者:易丽君

编辑:吴秉篪

排版:张梦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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