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作主体
保加利亚女性诗歌的整体创作始于20世纪初，之后渐入佳境，涌现出多·加贝、埃·巴格梁娜、本·查内娃—布兰尼卡等一批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女诗人。她们创作的繁荣时期恰好是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三四十年，因此对战争的谴责、对人道的关心、以普通人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现状，成为她们文学价值取向的共性。同时她们也积极地投身于全世界范围的反战运动中，借助国际笔会的影响力，广泛宣传战争的威胁性以及文人在这个特殊时期应当承担的从灵魂上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鼓吹精神反抗与武装反抗缺一不可。
反战诗歌的创作在二战之前达到高潮。当人们还清晰地记得上一次大灾难的始末，还在小心翼翼地呵护劫后余生时，却又嗅到了刺鼻的火药味。诗人们没有丝毫懈怠，充满血腥的现实纵然令人不快，她们也并不甘于在想象中脱离人间苦难和寻求精神解脱。巴格梁娜的《我要的生活》和《心脏测动仪》真实地勾勒出战争前夕的社会画面，生活就是“步履蹒跚且危机四伏”，战争就像“狂风突袭般呼啸而来”。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诗人希望“降落伞”带她回到地面（《降落伞》—2），回到自己的民族身边，不再是纯粹的文学者，而是用这一身份折射出更多的社会角色。对民族存亡的关切渗透在每一行诗句中，舒缓的语气更加冷静地表达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切肤之痛。
在巴格梁娜的诗歌中，《小丑曰》堪称战争题材的力作，作品中的典型镜头“血淋淋的笑”和“不滴的泪”，矛头直指希特勒，将所讽刺的人物漫画化。它几乎集现代和历史上所有典型的滑稽模拟作品的特点于一身，将普通人所能想象的独裁者和好战者的语言、表情、手势放大并集中在“小丑”的形象中。即便是充分地表现一种荒诞性，整首诗的风格仍然是抒情的，平缓而不夸张地引导读者进入“小丑”的表演现场。
在那个充满着未知的狂乱年代，爱情并没有退出诗人们的创作舞台，却难逃悲剧和冰冷的色彩。《在雪中》《杳无音信》《冬信》，无论是题目，还是诗歌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不能够逃避现实而去追求乌托邦式爱情的心绪。
战争同时也激起了诗人对最平常生活的渴望，每日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使生活变得越发美好，太阳“炫目得灿烂”，空气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得清新”（《山峰》），生活像是与战争摆下一场无形的擂台，肆意炫耀自己坚不可摧的生命力。儿时的尖叫和笑闹、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的刺目而温暖的光线、野果在舌下的酸涩味道，诗人用这些反向的描写迂回地表达内心的愤懑压抑。这种手法比用哀伤痛诉苦难更加令人震撼，似乎诗人对于残酷的现实给人带来的躯体和精神的折磨已经漠然视之，而超越悲惨世界的人类的幸福之光无时无刻不照耀在每个渴望它的人的心中。这种超然的态度给好战者的打击，远比泣诉更为沉重。
布兰尼卡在20世纪30年代的诗作也同样以母性和爱情的视角阐释女人在战争来临时的精神诉求。诗歌《村庄》《村妇》《收割女的祈祷》等，从另一个女性群体的角度表达了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安宁的向往。“战争与一切爱的力量对立，我以母亲的名义反对战争。”这是诗人这一时期所有作品的精神概括：对她来说，战争对爱的蔑视无异于亵渎神明，因为爱是万物之创造力。
《黯日》和《今日》皆是表现她的反战思想的力作。随着战争气焰的日渐嚣张，诗人对于战争的抨击更加大胆，她用看似迂回的手段公开声讨战争，向所有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们、向被人们奉为智者和先知的人发问，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解出遏制战争灾祸发生的公式
你们的思维能力和技艺如此匮乏
面对人类苦难的万丈深渊
一切都徒劳无益
（《今日》）
她劝“科学家们毁掉那些实验室，因为人类到今天都还在为栖身之所苦苦挣扎”。虽然这样的发问听起来有些极端甚至歇斯底里，但也恰好透视了在疯狂的年代里，每一个正常人的头脑中都埋藏着许多隐忍不发的古怪念头。他们切合着战争给人类命运带来的荒谬结局，控诉文明在与战争的较量中表现出来的乏力。无论人类文明的进程走得多快多远，只要战争冤孽未除，就永远比不上摧毁的步伐。在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这种怪诞的推理仍然新奇并值得推敲：科学家们焚膏继晷，探究着宇宙的奥秘，沉浸在每一个新发现的狂喜中，即使他们意识到战争这个人类的宿敌的威胁，也并不热衷于研究如何用科学避免它，甚至只是停留在开发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以图自保。这一切在一个地球以外的人看来是多么愚昧，而人类却乐此不疲。
玛·格鲁别什利埃娃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诗人，她于1937年出版了《西班牙之所见》一书，其中描述了西班牙内战的真实场景，德国军队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者沆瀣一气，在西班牙试投炸弹，演练着令人发指的现代战争。这是诗人的亲身经历，虽然远在他乡，但眼前城市遭到的疯狂轰炸和尸横遍野的惨状令她倍感凄凉，更加怀念命运多舛的祖国。因此她的诗歌中涉及到战争题材的部分都与自己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危亡息息相关。然而格鲁别什利埃娃与同时代的女诗人在对战争题材的处理上有明显不同，她用辛辣而略显刻薄的讽刺接近自己创作的对象，透过这些对象折射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无可弥补的心理伤痕。组诗《战争》中的两首诗《幻象》和《致盲马》皆是讽刺诗中的佳作。《幻象》充满诗人对万般无奈的虚假爱国主义的嘲讽，情节从战争打响展开，将军们穿上从储藏间里拿出的散发着樟脑和灰土气味的军装，怀着“一直在心中沉睡”的爱国热情，走向人生的宿命。随后悲剧气氛不断加强，到母亲的出现时达到高潮：
她摸索他的右臂
双唇失语般颤栗，
抓住的却只是上衣那只空空的袖管。
母亲带着难以抑制的悲痛迎接自己从前线归来的儿子，若非重伤致残，等待她的或许是更大的噩耗。诗中的幻影呼应着战争来临的时代背景，裹挟着残酷的现实画面出现在人们面前——战争将亲人们无情地拆散，从此各自背负沉重的期待，如行尸走肉一般；教堂里那些燃烧的蜡烛，不知照亮的是生者的归途还是死者的亡魂；生活的重担不由分说落在女人和孩子柔弱的肩膀上；伤者挂着一身的勋章惨淡而还……
《致盲马》的主人公则是被遗忘的老战士——一匹瞎了一只眼睛的功勋卓著的战马。虽然满身荣耀，却依旧不能终老，其意外结局发人深省——隐约可见动物园里横着的一具马尸，早已成了凶猛野兽的盘中之餐。无论是将军还是战马，他们赫赫战功的光环背后隐藏着的悲惨结局无不令人不寒而栗。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从一开始就预示着要由胜利者和战败者共同承受。
反战题材在韦·瓦西列娃的晚期创作中也深入人心，其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战争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它残酷地挫伤了人的精神；是它与美、与艺术和创造性的对立；是战争的不折不扣的反人道性。这注定了战争是热爱生活的人的眼中钉。瓦西列娃视战争为她个人的灾难。1939年8月底她从巴黎给姐姐写信，信中充满了哀伤和恐惧：“……所有博物馆都关了门，展品都被打包，秘密运送到别处了……整个城市笼罩着阴云，人们无不在谈论战争，把女人和孩子送出国去。夜里甚至难见灯火，恐怖的黑暗！” 1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瓦西列娃在9月3日的日记中惴惴不安地写道：
“战争！
我在报纸上看到关于西班牙，关于中国的战事报道，感觉略微不同。我对那些国家、城市一无所知，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活生生的事实，那些陌生的名字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存在着，那里每天都有人死去。
但是华沙、克拉科夫……这些名字我再熟悉不过！克拉科夫的老教堂、卡托维兹的王官、华沙的肖邦纪念馆……可是那儿的人啊，我多么希望他们平安脱险。
上帝，救救波兰！
我今天报名参加了一个护士训练班，3个月。可是，但愿我是多此一举，但愿！” 2
这些思绪的脉络在她的诗作中都清晰可见。在《维也纳》组诗中，诗人不加掩饰地流露出精神的压抑和疲倦——城市一片阴冷，天空像是肃杀的街道上的一条暗带，人的影子魔怪般狰狞……诗人感伤昔日美景顷刻间变成了人间地狱，童年渐行渐远，最终演变为梦中童话，而残酷的战争将青年们对幸福的向往拦腰截断。
不可否认，瓦西列娃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忧伤、苦涩和暗淡不清的未来在她的诗作中无处不在，这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她从小在一个民主的、强调尊重个性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接受了先进的人文思想的熏陶，因此她对暴力和泯灭人性的战争的反抗更是义无反顾。1940年完成的《炸弹》，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表现力上都堪称同类题材诗歌中的杰作。她在作品中运用多种比喻手法，描绘普通人在面对战争时表现出的仓皇和束手无策：炸弹把人们都轰到地下藏身，人类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会跑去跟鼠类争夺生存空间，“他们因恐惧而变得四肢僵硬／嘴唇煞白”。这个令人尊严扫地的场面是战争强加给人类的，诗人并非慨叹大多数人所不具备的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的气质，这是人性渴望安宁、惧怕暴力的最真实的一面，无须遮掩和刻意美化。与号召大众奋起反抗的创作精神不同，瓦西列娃的反战诗歌大多着力刻画战争给人类造成的伤害以及人在与武器的较量中表现出来的柔弱和不堪一击，因而得出结论：无论战争的性质如何、是否事出有因，对于脆弱的生命个体而言，都是毁灭性的。
注：
1 Весела Василе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ирични фрагменти. Писма. София, 1981, с.218.（韦·瓦西列娃：《诗歌 抒情片断 书信》，索非亚，1981年版，第218页）。
2 Весела Василе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ирични фрагменти. Писма. Coфия, 1981, c.218.（韦·瓦西列娃：《诗歌 抒情片断 书信》，索非亚，1981年版，第2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