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编译

The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BFSU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主办

2023年第25期（总第54期）2023年11月23日   

 

 

编者按

本文从投票站这一微观层面出发，突破传统的选区研究视角，以斯洛文尼亚连续八次国民议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与地理空间为分析对象，探究空间价值观如何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政治偏好。文章不仅考察了各地域的政党偏好，也尝试从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进行原因分析，是一篇优秀的跨学科研究文章。

 

关键词

斯洛文尼亚；空间价值；城乡分化

 

引言

在政治行为分析中，社会空间背景是一项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地理、形态、人口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叠加是社会空间背景的特点，由于整合数据难度较大，相关研究并不十分丰富。

本文旨在分析社会空间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价值（prostorske vrednote）。它看似无形，其实却扎根于某一地区居民的社会文化想象中。价值观是指“为个人行动或政治决策提供支持和依据的主要生活理念、目标和规范准则”，而空间价值观从广义上可定义为“为个人对当地社区的态度和在其生活空间的行动提供规范、态度、信仰、意见和看法的系统”。选举取向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是否参与选举、如何参与选举、选举选择以及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对国家和社会的运作具有重大影响。本文认为，特定的空间价值观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部分，与其他因素共同影响选举取向的形成。

虽然空间价值观对特定区域内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不大，但却对其投票取向和偏好的形成具有相当程度的作用。要理解这一作用，首先要了解社会和政治控制这一概念。社会和政治控制是指，通过规范个人和群体行为，以获得其对社会和政治社区中某些重大变化或干预的认可和支持。在社会中，如果一个个体的行为或意见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相悖，那么往往会受到各种各种主动或被动的“制裁”，例如被孤立等。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个体往往选择从众，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这种现象的背后体现的就是环境本身通过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和物理环境要素的结合对人的影响，这一影响虽为软性，但约束力巨大。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一地区主导的空间价值可以成为非正式社会和政治控制的重要形式。此类非正式控制不同于国家、政府、议会、市政或地方当局等政治行为者，为保障机构运作、计划实施、法律落实而执行的特定规则、条例和制裁。但其所代表的社会政治文化规范和价值观的内化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机制，对包括选举在内的社会决策过程具有强烈影响。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这类机制比政府和其他官方机构强加的法律更能控制人类行为。

选举背景下的空间价值观并非稳定、孤立的结构，而是处在流变当中，不断被个人和社会改变和重新定义。而不断流变的空间价值与投票行为之间也存在强烈、稳定且持久的联系。本文基于以上联系，试图在更持久的空间价值与斯洛文尼亚的特定社会空间和特定地理位置特征之间建立联系。本文分析了斯洛文尼亚不同地域的特定空间价值与政治偏好的关系；根据城市化程度，按居住区类型对1996年至2022年的全国选举结果进行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研究结果表明，部分空间价值观和政治偏好与选民融入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的情况有关，即社区相对于个人存在“非正式社会控制”。本文还提出了一个“空间—政治”模式，用于识别和分析特定价值取向的自我传播和自我保持。该分析模式并不旨在全面分析整个价值体系，而是按城市化程度将居住区分类，并以此为变量，探讨其与“空间—政治”模式的联系。

 

从空间角度探讨斯洛文尼亚政治划分的背景和意义

 

从斯洛文尼亚长期的政治发展情况可知，选民之间的分歧源于相左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观点，而其争论的矛盾点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政治摩擦在于“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这一摩擦不仅具有强烈的文化色彩，还在一定程度上与新旧精英之间的分裂及其对社会主义政权的不同态度相重叠。

早在1988年民主化时期，斯洛文尼亚政治体系中的城乡分野问题就已十分明显，以维护第一产业利益为目标的斯洛文尼亚农民联盟（Slovenska kmečka zveza）就是重要体现。选民的城乡分化是一种全球现象，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甚，以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浪潮为重要体现。斯洛文尼亚的政治分野问题有其坚实的空间基础。尽管二战后密集的农村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已经大幅减少了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但斯洛文尼亚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空间系统相对分散，没有形成大型城市，而是发展出一系列小型核心城市，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大片的郊区。郊区是城市和农村价值观并存的地带，不同观念相互影响、彼此交织，反城市化和城乡平等主义等价值观也得到传播。自民主化时期起，城乡之间的分裂或紧张关系虽然一直潜伏，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已有所淡化，各政党的方案与概念范式的差异也不断缩小，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其政治口号变得更加笼统且通用。

然而，自2005年起，城乡政治分野问题逐渐成为辩论的焦点。这一划分将城市和乡村看作具有各自特征和身份的地理空间——前者代表自由，后者代表保守价值观。传统上，地方主义被归为保守价值观，而现代化进程则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和流动性为导向，更广泛的社会凝聚力被地域依恋取代。社区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实体概念，受全球化与数字化进程影响，被日益增长的个人主义削弱，但“新地方主义”却逐渐兴起，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新元素进入地方环境，与旧地方主义元素相融合。

尽管社区概念已经被大大削弱，与地方环境有关的空间特征却仍是形成政治偏好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考虑到预测政治经济变化的重要性，分析空间特征对投票模式的影响正在成为政治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选举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地方性”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它可以被理解为社会互动背景的地域文化环境。邻里、城镇、城市和小型农村地区都可以被视为界定独特的政治身份和后续政治活动的关键空间形式。例如，吉登斯的空间社会学（Sociology of space）、“融入”（integration）、“邻里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都是重要概念。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将斯洛文尼亚的地方和空间特征与政治偏好的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证明了通过日常社会互动行使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现象存在于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

 

按居住地类型分析斯洛文尼亚的投票行为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了1996年到2022年间连续8次全国选举（分别为1996年、2000年、2004年、2008年、2011年、2014年、2018年和2022年），将居住地分为城市、郊区和农村三类，基于对选举结果的地理空间分析，探究选举偏好和地理社区，尤其是城乡差异之间的关系。

在斯洛文尼亚的88个选区中，大多数选区在居住类型方面相当不均匀，都包含三类居住地但比例不一。因此，本研究着眼于收集选举结果数据的最小可用空间单位，即投票站划分的区域，其数量约为3000个。

首先，本文根据城市化程度确定了每个投票站的区域类型，使用ArcGiS软件对居民点、投票站的地理分布、选举结果的地理分布进行处理，对定居点类型等社会空间自变量和各政党的支持率等因变量进行可视化处理。

本文还试图分析城乡选举结果的同质性或分化程度，以证明地方社区存在“非正式的社会政治控制”。同质性或分化程度由分化指数（取值0～100）体现，该指数与每个投票站的最强三个政党的得票率之和成反比。分化指数越小，意味着当地的选票同质性越强，即社会控制力更强，存在“地方主义”和“邻里效应”，进而存在“非正式的社会政治控制”。本文的假设是，在三种类型的居住区中，农村地区的邻里效应最强，选票分化程度最低。

 

各政党的选举结果分析

数据分析显示，斯洛文尼亚主要政党的选民组成结构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参见表1）。

表1：2022年选举中各政党的选票结构按居住区的城市化程度分类

 

在2022年的选举中，各政党来自郊区的选民比例非常接近（平均30.2%）。郊区作为城市和农村影响交织的地区，在就业和教育构成、流动性、人口密度、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加多元，显然也促成了更加异质的政治取向。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差异则更加明显，左翼党（Levica）在连续三次选举中都表现为一个明显的“城市政党”，其城市选民的比例超过一半（51.6%），比平均水平（34.6%）高出17个百分点。与中、左翼政党相比，新斯洛文尼亚党（NSi）、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让我们连接斯洛文尼亚（PoS）这三个右翼政党的农村选民比例（42.8%～47.8%）明显高于35.2%的平均值。

通过比较1996～2022年的数据可知，对应不同的居住地类型，主要有两种基本的政党选民类型。一种是主要认同右派或中右派的政党选民，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另一种是主要认同左派或中左派的政党选民，在城市地区的代表性更强。不同价值取向的选民在所有居住区类型都有分布。但斯洛文尼亚人民党（SLS）、新斯洛文尼亚党（NSi）、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和斯洛文尼亚民族党（SNS）在农村地区的选举结果高于平均水平，且农村选民在其支持者中占主导地位，因此，以上政党可以被视为“农村政党”。相比之下，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如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PS）、左翼党（Levica）、真实党（Zares）、布拉图舍克党（SAB）、自由运动党（GS）、社会民主党（SD）和现代中央党（SMC）在城市地区的选举结果高于平均水平，且城市选民比例最高，可以被视为“城市政党”。

 

城乡分化程度的分析

 

虽然上述结果已经显示出斯洛文尼亚政治空间的部分差异，但无法量化城乡差距的实际程度。本研究为此引入了一个指标性系数。首先，对于每个政党，计算出城市平均选举结果和农村平均选举结果之间的比率，其次将该比率按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选举结果加权。系数为1意味着，选举结果与城市化程度无关，或者各政党在这两类地区取得的结果完全相同。

 

表2：1996～2022年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选举的城乡差距水平

 

纵向分析表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分化现象一直存在，但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2000年的议会选举中创下了城乡差距水平的最低点，这是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LDS）的崛起所致。LDS在转型期主导了斯洛文尼亚的政治，并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典型的以中间派为主的、泛斯洛文尼亚的自由政党。该党跨越城乡差距运作，以相对均衡的方式吸引全国的选民。所谓“享有特权”的城市（中心地区）和处境不利的农村（外围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逐渐在政治话语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而中右翼政党对城乡差距的话语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11年，随着卢布尔雅那市长扬科维奇（Zoran Janković）领导的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PS）成立，与城乡差距有关的政治话语达到了顶峰。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DS）不断炒作对首都卢布尔雅那的地位和资金的质疑，积极的斯洛文尼亚党（PS）则与其针锋相对。这一政治思潮导致了2011年国民议会选举中前所未有的城乡分歧，城乡差距水平系数创下1.81的纪录。（参见表2）

从微观的投票站区域来观察选举结果的地理分布，更能明了显著的城乡政治分歧。图1和图2中的颜色代表不同地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投票结果的差异性，颜色越深，代表地区投票结果越分化，颜色越浅则代表越同质化。

由图可见，在斯洛文尼亚的政治生活中，城乡差异比其他空间划分（如中心—外围划分）导致的政治分化更强。左翼政党在所有大城市（卢布尔雅那、马里博尔、采列、克拉尼、科佩尔、新梅斯托等）的表现明显较好，而右翼政党在农村地区和人口较少的地区的表现较好。2014年选举中城乡差距大规模缩小主要归因于新成立的采拉尔党（SMC，后更名为现代中心党）。该党与过去的斯洛文尼亚自由民主党（LDS）一样，以温和、超越分歧的政治观点为特征，在城市和农村地区都得到了选民的广泛支持。

数据分析表明，在过去十年内，尤其是2014年以来，斯洛文尼亚政党的两极分化愈加严重，更加纯粹的左翼和右翼政党或政党联盟不断涌现，但城乡政治分裂的程度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仍然是选举结果空间分布的主导因素。

图1：2011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空间结构

 

图2：2022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空间结构

 

2022年全国大选前，斯洛文尼亚右翼政党为政治目的重拾地方主义，频繁使用情绪化话语来吸引农村选民支持，导致将城市与农村、中心与边缘地区对立化的政治话语重新出现。在此背景下，成立了一个具有明显农村政治血统的新政党——我们的土地党（Naša dežela）。该党选择马里博尔作为其总部，象征其对国家欠发达地区的承诺，主要吸引来自边缘地区和农村地区的选民。然而，这一话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新成立的中左翼自由运动党（GS）在选举中大胜，其温和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克服了现有的城乡差别。

 

选举结果的地方同质性

 

在研究中，我们提出以下假设：农村地区环境更封闭、人际关系更密切、社会和政治的“软性控制”程度更高，因此农村地区选举结果的同质性也最高。这一假设得到了证实——在农村地区，最强的三个政党加起来平均得票率为70.1%，略高于郊区（67.3%）和城市（66.8%）。在研究涉及的8次选举中，农村地区的分化指数最低（2011年的选举除外，因为该选举受到前述2011年卢布尔雅那争端及其邻近效应的影响）。不过，各类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并且这些差异不能完全归因于“非正式社会控制”。（参见表3）

表3：1996～2022年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按居住类型划分的分化指数

 

讨论

 

斯洛文尼亚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人口构成在教育水平、宗教、职业构成、社会经济地位和价值体系等方面都具有差异。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价值观和政治偏好、文化品味、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但空间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仍不可忽视。斯洛文尼亚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政治划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的空间价值结构来维持的。这些价值观源自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基础、身份认同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日常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斯洛文尼亚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社会空间实体，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当地社区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偏好，即所谓的“地方效应”或“邻里效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一种。

当然，不同政党的选举活动和政治话语也往往与特定的地方或地区类型相联系。这些政党在特定地区或环境中的长期存在和融入，也会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活方式、文化资本、价值取向，进而影响该地区居民的政治取向。因此，本研究对选举结果的分析表明，政治偏好和社会空间特征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并且对斯洛文尼亚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地图有重大影响。

 

结论

从20世纪的现代化到21世纪的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过渡进程中，新的因素不断被引入本土社区。在此背景下，研究政治行为的空间性差异具有了新的意义。就斯洛文尼亚的而言，需要反思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投票偏好之间的动态关系。例如，随着通信和交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加之新的数字和虚拟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城乡差距的影响是否会最终消失？一方面，大众消费等流行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迅速传播，使得文化内容标准化进程加速、空间的地方特性减少；另一方面，人们越发注重保护地方的特殊性。

本文研究表明，斯洛文尼亚投票行为的地理空间分析结果大致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1996～2022年斯洛文尼亚议会选举结果的纵向分析表明，斯洛文尼亚各政党的选民遍及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这有助于生活方式的日益多样化和不同类型地区的交流。

2. 城市地区左翼倾向和农村地区右翼倾向的划分普遍根深蒂固且持续存在，政治话语与地方主义的元素将其联系在一起。两极倾向的划分至今仍然是选举结果空间分布的一个主要因素。

3. 在三类居住区（城市、郊区、农村）中，都存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因素，且农村地区的投票更具有同质性。

本文的结论由此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即城乡差距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个人特征的差异（教育、种族、宗教、政治偏好等）所致，还是社区结构的环境（普遍的价值观和文化品味、被忽视感、地方历史等）所致？这些社会空间效应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机制，它可能促成了斯洛文尼亚城乡政治分化的兴起、转变和延续。

城乡分歧可能会对斯洛文尼亚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并减少就重要的国家目标和项目达成共识的机会。因此，个别政党利用这一分歧过度影响或介入选举，可能导致个别城市或农村地区不可预测的发展态势，并由此阻碍斯洛文尼亚整体发展速度。因此，有必要限制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的“破坏性竞争”，整合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增强斯洛文尼亚国家整体竞争力。

作者信息

Matjaž Uršič（马提亚什·乌尔希奇），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社会学、东亚城市发展、文化和创意城市复兴、智慧城市、文化地理学等。

Jernej Tiran（耶尔内伊·提兰），斯洛文尼亚科学与艺术学院博士生。

选题来源

Uršič, Matjaž, and Jernej Tiran. "Vpliv prostora na volilno vedenje: analiza delitve med urbanim in ruralnim na primeru volitev v Državni zbor 1996–2022." Teorija in Praksa 59, no. 4 (2022): 871-1024.

https://repozitorij.uni-lj.si/IzpisGradiva.php?id=144120

编译者简介

王雨辰，北京外国语大学巴尔干研究专业学生，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审核：王弘毅

编辑：马子涵

 

 

声明：本文根据对象国相关智库文献编译而成，故不代表编译人员及本机构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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