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编译

The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BFSU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办

2023年第24期（总第53期）   2023年11月22日   

 

编者按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初期的外交政策以软实力为总体特征，主要推行战略纵深主义以及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模式。正发党政府尤其重视周边地区外交，试图通过软实力手段“重返”巴尔干，深化与之在各领域的互动与合作。21世纪10年代，土耳其从软实力外交转向了高度安全化和“去欧洲化”外交，但并未因此终止对巴尔干使用软实力手段。

本文聚焦土耳其的巴尔干外交政策和软实力手段，作者以2016年至2020年间的80余次访谈文本为研究对象，受访者包括土耳其和巴尔干（科索沃地区、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黑、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政治社会精英、神职人员和国家官员等。本文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21世纪前二十年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演变，还能帮助其明晰冷战之后巴尔干对于土耳其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性。

 

1 关键词

      土耳其；巴尔干；去欧洲化；软实力；土耳其外交政策

 

2 引言

21世纪以来，土耳其综合运用宗教、民族主义、经济投资等软实力手段“回归”巴尔干，逐步提高其在该地区影响力。除国家层面的双边互动外，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和巴尔干各国领导人建立起私人联系，进一步施加文化与政治影响。就本世纪的土耳其外交政策变化而言，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以下简称“正发党”）在其执政初期主张软实力外交，与邻国践行零问题政策，并将自身定位为“地区和全球力量”的领导角色。然而，自21世纪10年代起，软实力外交逐步被以安全为导向的外交政策所取代，与之并行的是土耳其国内的“去欧洲化”进程。

本文聚焦土耳其的巴尔干外交政策，考察该政策是否符合土耳其外交的整体转向。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分析2000年代至2010年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向，第二部分讨论2010年代土耳其的“去欧洲化”外交政策趋势；第三部分阐释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土耳其-巴尔干关系的历史延续性；第四部分从三个维度考察土耳其对巴尔干实施的软实力外交手段，即规范性软实力、物质性软实力和个人性软实力。

 

3 一、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转向：从软实力外交到安全导向外交

    土耳其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采取以安全为导向的外交方针，与邻国采取军事对抗的政策。然而，自2000年代中期起，正发党开始实施与邻国零问题政策，同时全面实行“欧洲化”和“去安全化”政策，由此塑造促进地区和平的软实力国家形象，认为其有能力在中东、巴尔干和高加索等周边地区建立“新秩序”。2010年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向，重新诉诸于以安全为导向的硬实力外交。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正发党政府一改之前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友好合作关系，提出了巴沙尔政府必须下台、全面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开放边界保护叙利亚难民等新主张。叙利亚从危机滑向内战后，大量叙利亚人逃往土耳其，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依据。土耳其精英们试图通过“好战的外交政策”（belligerent foreign policy）转移民众对国内政治的关注。2016年8月和2018年1月，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发起了两次军事行动（“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和“橄榄枝行动”）以打击库尔德武装，清除靠近土耳其边境地区的恐怖分子，包括民主联盟党（PYD）、民兵组织“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ISIS）。

 

4 二、土耳其的—欧洲（欧盟）关系：从“欧洲化”到“去欧洲化”

2018年10月，一位来自科索沃（地区）的外交部高级官员表示：“一个亲欧盟的土耳其对我们来说更有利，这能够让土耳其在地区问题上拥有更高的信用。”可见，土耳其参与“欧洲化”的情况与之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有重要关联。自1999年土耳其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以来，“欧洲化”成为了研究欧盟与土耳其关系的主要范式。土耳其的“欧洲化”可以被理解为土耳其机构、政策和处事方式的转变，目的是确保土耳其全面向欧盟标准靠拢。“欧洲化”是2000年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主要议题。这一时期，土耳其军方和政府有意愿与其他欧洲国家协商联合，并且积极参与欧盟领导的军事行动以保障欧洲安全。同时，土耳其在“欧洲化”框架内继续践行邻国零问题政策。但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自2005年起呈下滑迹象，双方不满持续增多，土耳其因其欧洲一体化进程陷入困境而逐渐考虑实施“去欧洲化”，欧盟的规范作用也随之弱化。

 

5 三、（奥斯曼）土耳其与巴尔干关系：错综复杂的历史延续性

一位索菲亚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在2018年的采访中强调：“虽然奥斯曼帝国曾是一个巴尔干帝国，但如今土耳其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其决策者应当明白，他们不再代表奥斯曼帝国了。诚然，文化、历史、语言和宗教是当代外交的重要工具，但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欲望则是另一个问题。”由于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的历史关系，土耳其能够借助其历史遗产，通过文化和宗教互动在巴尔干地区施加政治影响并建立经济关系网络。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奥斯曼帝国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遗留问题”迅速得到纠正，这归功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土耳其共和国将自身定义为一个中等国家，寻求与西方和东方大国保持良好关系。不过，20世纪中后期的土耳其从未放弃过巴尔干地区，继续以平等国家的身份继续与之发展外交关系。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并延续至共和国成立早期的移民潮也间接维持了土耳其与巴尔干之间的宗教、文化和经济联系。

土耳其利用软实力和公共外交手段与巴尔干发展关系可以追溯至正发党上台之前。20世纪80年代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及其领导的祖国党（ANAP）上台执政后，通过在巴尔干整合经济、文化和宗教，与该地区保持着比以往更加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土耳其不仅通过官方外交渠道与巴尔干交往，还将一些具有争议的组织机构，如居伦运动（Gülen Movement）等引入巴尔干。然而，20世纪90年代厄扎尔的突然离世、冷战结束后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土耳其国内的政治问题，都使得土耳其被迫减少对于巴尔干地区的关注。尽管如此，土耳其依旧在波斯尼亚问题上施加影响，通过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动员代表逊尼派的土耳其宗教事务局（Diyanet），来维持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外交工作。

2000年前，埃尔多安在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巴尔干问题，其在地区内的声誉也由此提升。埃尔多安上台执政后提出全新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示出亲欧洲基调，同时强调民主和宗教自由可以共存，巴尔干人对其的好感度由此提升。2018年，阿尔巴尼亚前外交部长根茨·波洛（Genc Pollo）在采访中表示：“埃尔多安作为一名亲欧洲的企业家，在21世纪初是巴尔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这一时期，土耳其开始通过宗教事务局（Diyanet）、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IKA）和尤努斯·埃姆雷学院（Yunus Emre Institute）等机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同时还在巴尔干地区积极处理社区事务等。

2010年代，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反映了时任外交部长艾哈迈德·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的个人外交理念，即土耳其应当借助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宗教、文化和其他规范性价值，提升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而巴尔干应是土耳其外交事务的突破口。虽然土耳其公众认为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存在是历史延续造成的自然结果，但巴尔干政治精英则认为其中蕴含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指出土耳其外交部长的理念未能理解巴尔干地区的情感因素，过分强调了软实力要素。

大多数巴尔干穆斯林政治精英都对正发党采取积极态度，他们几乎都认为，土耳其和巴尔干关系是否能够维持取决于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以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土耳其在国内层面全面实施“去欧洲化”后，其在巴尔干地区的软实力手段的接受度受到了直接影响。2018年，一位阿尔巴尼亚前政府部长在采访中表示：“在埃尔多安执政的最初几年，土耳其更民主也更亲欧洲。但如今，土耳其与西方没有建立良好关系，也更具压迫性。不过，土耳其仍然是我们（巴尔干）的一部分，我们与之存在许多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我们希望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不亲欧洲的）土耳其，而是一个作为地区伙伴的土耳其。”

 

6 四、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外交手段：规范性、物质性与个人化软实力

（1）规范性软实力：

        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综合运用

2011年后，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综合运用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规范性软实力手段的原因如下：首先，2011年后，土耳其国内经济困境加剧，执政党逐渐失势。为维护选举基础，正发党精英在国内外采取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巴尔干地区发挥宗教影响力，获得群众支持并笼络人心，由此巩固埃尔多安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例如，埃尔多安在选举前于波斯尼亚举行集会，宣布将土耳其在塞尔维亚桑贾克地区修复的清真寺投入使用。此举试图向土耳其公众表明，他正在国际上维护（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其次，从更国际化的角度看，在土耳其试图偏离欧洲一体化的情况下，宗教对于民粹主义政党而言是一种教唆性的有利工具。最后，2012年起，居伦运动和正发党逐步对峙，二者分歧在2016年7月15日的政变中发展至高潮。散居在巴尔干的居伦派有相当大的势力，正发党希望通过宗教和土耳其人身份的话语加以安抚巴尔干地区的居伦分子支持者。

（2）物质性软实力：

        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经济投资

2000年起，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的投资大幅增加，2016年投资总额达2000亿美元，打破过往投资记录。土耳其通过TIKA、Yunus和Diyanet等机构向巴尔干提供直接或间接投资，同时加强与该地区国家的双边贸易纽带。2022年起，正发党主要通过两项政策与巴尔干建立经济关系，即直接地通过国际机构维持或间接地通过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业领袖来维持。虽然土耳其与西巴尔干国家的贸易额只占其经济总量的一小部分，例如对塞尔维亚的贸易额只占总额的3.5%，但土耳其却是该国排名前十的贸易伙伴。此外，土耳其在塞尔维亚建设的20个电力站也即将投入使用。2018年的经济危机虽然对土耳其货币和政府支出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土耳其对于巴尔干的投资和影响力并未因此减少。不过，与欧美投资相比，土耳其旨在产生附加值的投资较少，并且以向穆斯林群体提供经济援助为主，巴尔干各国受援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阿尔巴尼亚的贝克塔什派政客曾抱怨没有从土耳其处获取任何支持。

（3）个人化软实力：

        新世袭制和国家领导人关系

2013年后，土耳其开始被外界称作新世袭制（Neo-patrimonialist）国家，尤其是2016年后，以埃尔多安为中心的巴尔干领导人关系圈愈发紧密。自土耳其开启“去欧洲化”进程后，正发党政府通过领导层的交际圈来沟通处理国内事务和国际外交事务。埃尔多安在巴尔干地区的领袖魅力与决断力得到提升，但他对穆斯林人口的影响也对巴尔干领导人施加了压力。这一情况在波黑、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等巴尔干国家尤为突出，其领导人和埃尔多安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更加密切复杂。例如，2018年5月，当埃尔多安尚未获得在欧洲各国首都举行集会许可时，前波黑主席团主席巴基尔·伊泽特贝戈维奇（Bakir Izetbegović）在政治集会上接待了埃尔多安，声称“是上帝将埃尔多安派给了穆斯林”。据称，埃尔多安与伊泽特贝戈维奇家族存在合作关系，一方面，埃尔多安通过支持该家族，积极“掌控”波黑的国家机构与银行，另一方面，这名波黑政治家能够在国内政治上换取埃尔多安的支持。

 

7 结语

巴尔干和土耳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联系，巴尔干在冷战之后逐渐成为土耳其周边地区外交的中心。21世纪以来，土耳其正发党试图通过软实力手段“回归巴尔干”。但土耳其对巴尔干以及其他周边地区的外交方针与土耳其国内政策互相关联，尤其取决于其“欧洲化”与“去欧洲化”的发展情况。尽管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2010年代发生转向，但它在巴尔干地区实施的软实力外交手段依旧保持不变，并且着重强调宗教、民族主义、经济和新世袭制等因素，同时运用规范性软实力（宗教与民族主义的结合）、物质性软实力（土耳其对巴尔干地区各个国家机构和非国家机构的经济投资）和个人化软实力（国家领导人为维持双边关系所使用的新世袭主义），焕发奥斯曼遗产的旧日活力。

 

作者信息

 

Başak Alpan，博士，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经济与行政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欧洲研究、话语理论研究和土耳其-欧盟关系研究。

Ahmet Erdi Öztürk，博士，伦敦都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讲师，考文垂大学研究员，主要从事土耳其宗教和政治研究。

 

 

选题来源

 

Başak Alpan & Ahmet Erdi Öztürk (2022)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Balkans amidst ‘soft power’ and ‘de-Europeanisat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Studies, 22:1, 45-6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83857.2022.2034370

 

 

编译者简介

 

尤诗昊，北京外国语大学阿尔巴尼亚语专业硕士研究生，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审核：王弘毅

排版：吴昀珂

 

声明：本文根据对象国相关智库文献编译而成，故不代表编译人员及本机构的观点。

 

本期执编：王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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