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编译
The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BFSU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主办
2023年第21期（总第51期）2023年6月19日
编者按
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13世纪至今波兰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及汉学在波兰的发展历程。作者以波兰汉学发展为主线，以中波关系为背景，理清了波兰汉学研究从 “间接”到“直接”的转变进程，同时介绍了数十位为波兰汉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以及其成果。波兰的汉学研究起步较晚，早期依赖于外语转译的中国文献和外国传入的信息资料，直到20世纪初，波兰才出现了最早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和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机构。最近十几年来，伴随着中波关系稳中向好发展，波兰涌现出一批汉学研究机构和学者，推动波兰社会更好地理解中国。
关键词
波兰汉学，波兰中国研究，卜弥格，夏伯龙，雅努什·赫米莱夫斯基
摘要
波兰对中国的早期认知和研究反映了西欧汉学研究的发展。波兰位于东西方贸易路线的边缘，波兰人常常通过其他国家的传播者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包括中世纪的旅行家、商人和使臣，以及自16世纪以来传教士的信件、著作和书籍。波兰人最早对中国植物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在向中国传播数学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波兰人创立的《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至今仍在出版；也是波兰人，首次将形式逻辑应用于对中国古典文本的研究当中。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波兰才开始进行系统的汉学研究，并且受到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因素影响。
01 汉学出现之前波兰的中国观
在波兰出现的第一份关于中国的资料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1245年秋，来自波兰弗罗茨瓦夫的方济会修士本笃（Benedict the Pole）到达了蒙古汗国，见证了大蒙古汗国定宗贵由的登基盛况。波兰作者第一次提到中国（当时称为Kataj）是在16世纪的地理著作中，例如马尔钦·别勒斯基（Marcin Bielski）于1551年在克拉科夫出版的《全球编年史》（Kronika wszytkiego świata）。这些著作的内容主要摘录自马可·波罗的游记，与西欧的商人和传教士出版的报告并无不同，但促进了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在波兰传播。在著名的波兰医生沃伊切赫·奥茨科（Wojciech Oczko，1537-1577）关于梅毒的医学著作中，除了关于奎宁的信息外，第一次提到了“China”这个词，还提供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
17世纪欧洲兴起的中国热也传播到了波兰。在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和社会状况进行了描述，并且将中国经典文献翻译成欧洲语言。随后，这些作品又被转译为波兰语。17世纪初，关于中国的作品首次被翻译为波兰语。两份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报告在克拉科夫出版，分别是由胡安·罗德里格斯（Juan Rodriguez）和利玛窦（Mateo Ricci）合著的《来自日本和中国、异教之地和新大陆的两年记事》（Nowiny albo dzieie dwyletnie z Iaponu y z Chiny, Krain Pogańskich, Nowego Świata，1611）；以及由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创作的《中国两年记》（Nowiny, albo dzieie dwuletnie chineńskie，1616）。由扬·博特罗·贝内修斯（Jan Botero Benesius）从意大利语翻译为波兰语的作品《普遍关系或通俗新闻》（Relatiae powszechne albo nowiny pospolite），作为一种综合描述世界的书籍，尽管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不加甄辨的全盘编译，但在波兰十分受欢迎。
波兰的耶稣会修士经常申请前往中国传教，但在17世纪，只有四个波兰传教士获得了准许，被派往中国：安德烈·鲁多米诺（Andrzej Rudomino，1595-1631），穆尼阁（Jan Mikołaj Smogulecki，1610-1656），扬·伊格纳齐·列维茨基（Jan Ignacy Lewicki，1608-1646）和卜弥格（Michał Piotr Boym ，1612-1659） 。安德烈·鲁多米诺于1625年到达澳门学习中文。他与艾儒略（Giulio Alenio，1582-1649）合著了《口铎日抄》一书，这是一部记录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儒家学者之间学术对话的著作。穆尼阁在1646年抵达中国。据记载，他的中文非常流利，曾与艾儒略和汤若望（Adam Schall）合作，在中国教授数学和天文学。他曾教导数学家薛凤祚（1640-1680），后者以穆尼阁的名义出版了两本天文学著作。
最著名的波兰传教士是卜弥格，欧洲汉学先驱之一，他的作品涵盖中国的科学、哲学、自然、地理和医学，以及语言和风俗。卜弥格在1643年前往中国传教，七年后他得以进入明朝永历皇帝（1623-1662）的宫廷。1650年年底，卜弥格被明朝皇帝派往欧洲，寻求对抗清朝的援助。然而此次求助并不顺利，到达在地中海沿岸的斯米尔纳（Smyrna）后，因政治原因他未被允许前往梵蒂冈。于是，卜弥格开始整理他关于中国的研究文本。他出版了一部记录中国植物的专著，内容图文并茂，名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1656年由利玛窦出版社出版（Mateo Ricci publishing house）。这是欧洲第一部系统性描述远东自然状况的专著。
由于卜弥格的著作并未被翻译成波兰语，因此在当时并未激起波兰人对中国的兴趣，也没有对波兰的中国研究做出贡献。直到19世纪，研究人员才注意到卜弥格的传奇经历，出现了许多专门介绍他生平和作品的出版物，但仅在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之间流传。
20世纪末，卜弥格的名字终于真正意义上地走进公众视域，出现在波兰和中国政治家的讲话中。这应当归功于一位哈尔滨的波兰侨民。曾在哈尔滨理工大学学习的爱德华·卡亚丹斯基（Edward Kajdański，1925-2020）多年来坚持潜心考证卜弥格的作品。在他的努力下，“波兰的马可·波罗”——卜弥格的成就才变得广为人知。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将卡亚丹斯基2002年自拉丁语译成波兰语的卜弥格著作转译为中文。该书于2013年出版，标志着中国对卜弥格作品研究的开始。
在18世纪的波兰，“中国”在百科全书中广泛出现，但关于中国的信息良莠不齐，充斥着谬误和失实。对中国文献的翻译在欧洲继续，但更多的经典文本被翻译为法语，而波兰在对中国知识的译介方面要落后于西欧国家。波兰对中国的兴趣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但却持续了更长的时间，一直到19世纪20年代。在此期间，波兰遭遇了被三个强大的邻国瓜分的命运，从地图上消失了整整123年。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起义在原波兰领土上接二连三地爆发。再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通用的母题，成为说教性文学的便捷载体。这正如在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康有为等也会用波兰的命运类比清王朝，对国内的爱国者们发出示警。与作品的真实性相比，波兰作者更加看重故事发生的东方背景。也有作者开始有意识地对中波两国的状况进行批判性的对比，如弗朗西斯科·卡尔平斯基（Franciszek Karpiński）在《共和国》（O Rzeczypospolitej）中经常将中国作为社会问题的正面范例；启蒙时期的诗人和散文家伊格纳齐•克拉西茨基（Ignacy Krasicki）在其作品《柏拉图与孔子的对话》（Rozmowa między Platonem a Konfucjuszem）中，赞同孔子以实践为导向的道德观。十八世纪末，伏尔泰改编自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的话剧《中国孤儿》在波兰风靡一时，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中国风”的反映，是波兰作者塑造的中国风尚。
18世纪，中国文化通过两种途径在波兰传播：第一种途径传播更广，但较为浅显，是洛可可艺术的一种风格，即中国风（Chinoiserie），体现在家居、园艺、戏剧、表演等的装饰当中。第二条途径则是启蒙运动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元素的传播，以达到审美和教化的目的。当时，关于中国的知识主要来自外国传教士，因为波兰的传教活动在波兰失去独立后几近停滞。
19世纪，浪漫主义取代启蒙运动成为主流文化趋势。当时的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制国家，在崇尚自由和共和的艺术家眼中失去了魅力，但这并没有影响欧洲对中国语言、宗教、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在波兰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波兰语史料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大多是负面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精神文化和社会政治。19世纪波兰对东亚的研究缺乏稳定的科学或经济基础，但少数波兰人作为其他国家的官员抵达中国，如俄罗斯沙皇的使者扬·波托茨基（Jan Potocki ，1761–1815）；或由于参加独立运动而被迫流亡海外，来到中国。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成为东方学的专家。
19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波兰旅行者只到达了中俄边境，只有少数波兰人通过英国控制的港口进入中国，探索这个国家的腹地。中波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是1895年《中俄密约》的签署，其中涉及一项修建“海参崴-哈尔滨-大连”铁路的秘密协议。1898年，由波兰人亚当·希德沃夫斯基（Adam Szydłowski）率领的一组俄罗斯工程师抵达中国；新城市的第一任市长也是波兰人尤金尼乌什·丁诺夫斯基（Eugeniusz Dynowski）。据估计，在中东铁路的建设期间（1897-1903年），约有7000名波兰人参与其中，而在“铁路侨民”存在的五十年间，大约有1-2万名波兰人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
20世纪 20 年代末，中国与波兰之间首次建立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并于1933年建立了第一个外交代表机构。在1930年至1932年期间，夏伯龙（Witold Jabłoński，1901-1957）教授作为国联的专家来到北京，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并于1936-1938年间在担任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法语文学讲师。鲍润生 (Franciszek Białas ，1878–1936)是北京天主教辅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至今仍在出版的 《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杂志的创始人。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曾有两位波兰女性在中国生活，并利用她们在中国的经历和知识著书。第一位是华罗琛 (Stéphanie Rosenthal)，她的小说《恋爱与义务》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一位女性伊洛娜·拉尔夫·苏斯 (Ilona Ralf Sues) 于 1936 年来到中国，她的作品《鱼翅和小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讲述了中国战争岁月里的故事。在两战间期，为波兰人了解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做出最大贡献是多曼·维鲁赫 (Doman Wieluch, 1887–1976)、扬·维普莱尔(Jan Wypler,1890–1965)和雷米吉乌什·克维亚特科夫斯基（Remigiusz Kwiatkowski, 1884-1961）。多曼·维鲁赫编写了第一部汉波词典《汉语快速阅读词典》（Słownik chińsko-polski do czytania tekstów chińskich bez przygotowania）。维鲁赫创造了独特描述汉字的方法：他从汉字结构中分离出296个图形元素，然后分别用英文对这些元素进行命名。维鲁赫认为，他的方法能够为了大大加快汉语的学习速度，但并没有得到波兰学者的认可，最终被学界遗忘。
1936 年，翻译家扬·维普莱尔开始学习中文，仅一年后，他就出版了第一批中国诗歌译本。扬·维普莱尔是维鲁赫方法的忠实拥护者，并于 1939 年出版了《如何轻松学习中文》（Jak można łatwo nauczyć się po chińsku），他在这本书中对维鲁赫的汉字阅读法进行了总结。多年来，扬·维普莱尔一直是从事中-波翻译的两位主要译者之一（另一位是夏伯龙教授），他翻译的诗歌、戏剧和小说发表在波兰地方性和国家性的刊物上。
雷米吉乌什·克维亚特科夫斯基在1907年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文学的书籍。他本人也是一位诗人和作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谚语和寓言故事。由于他的书广受欢迎，一些中国谚语永久地融入了波兰语。不过，人们对克维亚特科夫斯基是否真的从中文进行翻译持怀疑态度，也有可能他只是以东方风格创作了这些文字。
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日本文化在波兰十分受欢迎，这也引发了波兰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波兰作家和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提到中国，并将其他欧洲语言的中国诗集翻译为波兰语。这种诗集中最著名的是《中国笙箫》（The Chinese Flute），由波兰著名诗人利奥波德·斯塔夫（Leopold Staff，1878-1957）从法文翻译而来，成为许多波兰诗人的灵感源泉。
02 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汉学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兰的汉语教学仅限于由爱好者开设的个别课程；例如，法学教授安东尼·波帕夫斯基（Antoni Popławski，1739-1789）1785年在雅盖隆大学开设了关于儒学的课程。真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直到1933年才出现，当时，华沙东方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设立了汉学系。该系由中国佛学和通俗文学专家杨·戈齐米尔·雅沃尔斯基 （Jan Godzimir Jaworski，1903-1945），以及上文提到的、波兰汉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夏伯龙建立。夏伯龙于1935年至1957年期间在华沙大学汉学系任教，他参与编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专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波兰语中此领域的唯一文献。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庆祝屈原二千五百年诞辰之际，夏伯龙教授翻译的《楚辞》波兰语译本得以再版。
二战后的波兰与中国同属共产主义阵营，两国在外交、经济和科学方面保持稳定的交流。夏伯龙教授强调学习口语的重要性，因此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第一批中文教师出现在华沙。
我们可以从马钦·雅各比（Marcin Jacoby）主持的一系列采访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沙大学汉学研究略窥一二。受访者中有些是五十年代的汉学系学生，曾在1950年至1964年间利用政府奖学金前往中国学习。直到五十年代末，汉学系都没有教科书，学生们只能根据上课时的笔记学习，图书馆里只有一本汉英词典。后来，华沙的书店里出现了新版的汉俄词典和俄语的中文手册，这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帮助。华沙和北京之间维系着活跃的文化交流。从1950年到1956年，共有五批年轻的波兰人拿着奖学金去了中国，其中不乏未来的大使和学者。1956年之后的十年，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爆发对中波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波兰人对学习中文的兴趣也降低了。这一时期华沙大学的教授们专注研究古代汉语和中国古典哲学。在采访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汉学是一个边缘的研究领域，教员和学生都避免参与课堂之外的活动，因为害怕受到当局的监督和审查。波兰汉学界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沉寂。夏伯龙教授去世后，华沙大学汉学系由雅努什·赫米莱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1916-1998）领导，他一直担任该职务至1981年。他最重要的工作是首次尝试将形式逻辑的原则应用于中国古典文献。1962到1969年间，他的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波兰《东方学年鉴》（Rocznik Orientalistyczny）这一期刊上。由于政治原因，波兰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相当有限，赫米莱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在国际学术界几乎不为人知。另外两位教授奥尔吉尔德·沃伊塔谢维茨（Olgierd Wojtasiewicz，1916-1995）和塔德乌什·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Żbikowski，1930-1989）也对波兰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沃伊塔谢维茨是语言学家，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翻译，与夏伯龙和赫米莱夫斯基共同翻译了《楚辞》和《庄子》，并且向波兰读者介绍了鲁迅的短篇小说和老舍的一些作品。塔德乌什·日比科夫斯基（Tadeusz Żbikowski，1930-1989）专门研究早期的白话文戏剧、中国古典和当代文学以及宗教。他撰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神话和哲学的书籍，并将《西游记》的大部分内容、老舍的《茶馆》和《离婚》等翻译成波兰语。米切斯瓦夫·耶日·库斯勒（Mieczysław Jerzy Künstler，1933-2007）是赫米莱夫斯基教授的学生，专门研究中国语言学。他在专著《中国语言》（Języki chińskie）中，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语言从古至今的发展。他的同伴兹比格涅夫·斯乌普斯基（Zbigniew Słupski，1934-2020）是中国古典和当代文学的专家，曾专门研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并编译其他中国古典和当代短篇小说集。现在，华沙大学汉学系还有两位教授：莉迪亚·卡萨莱沃（Lidia Kasarełło）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戏剧方面的专家，伊雷娜·卡乌日斯卡（Irena Kałużyńska）则是专门研究专有名词学的语言学家。此外，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也注重对于中国文化、宗教和政治的研究。例如，玛乌戈热塔·莱利加（Małgorzata Religa）专注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但同时也翻译中国文学和哲学著作：她最近出版的作品是关于孟子的，其中一些评论是第一次从中文翻译成波兰语。
1966年后，中波交流进入了寒冬，此时流入波兰的材料多为苏联对于中国的批判。当时，人们对中国形成了许多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塑造了波兰人几十年来对中国的看法。直至80年代中期，波中关系才开始逐渐升温。
八十年代，波兹南的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UAM）设立了波兰第二个汉学系，这所大学有着悠久的东方语言教学传统。亚非语言系成立于1986年，建立者之一是阿尔弗雷德·马耶维奇（Alfred Majewicz），他对乌拉尔语和印欧语以及日语、汉语等有着广泛的兴趣，还发表了一些关于汉语的研究报告。1988年，UAM开始开设汉语硕士课程。从一开始，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汉学系就十分注重实践，开设了许多当代汉语课程，并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研究；这也是今天波兹南汉学的重点。波兹南最著名的汉学教授之一是伊莎贝拉·瓦布兹卡（Izabella Łabędzka）教授，她在中国当代戏剧和诗歌研究领域出版了大量著作。
波兰汉学界认为，华大汉学系提供的课程更强调对古代中国和古典文献的研究，而波兹南大学汉学系则专长于现代汉语的应用，对文化内容关注较少。
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一政治事件奠定了此后20年波中关系的基调。波兰政治体制转轨后，两国的外交关系急转直下。2008年，时任波兰总理的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是第一个宣布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欧洲领导人。但在2011年，中波关系有所缓和，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在2016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波中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和活跃，波兰媒体开始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新的超级大国，这引发了人们学习中文的兴趣。波兰的第三个汉学系于2012年在卢布林天主教大学成立，创始人是罗曼·斯瓦温斯基教授（Roman Sławiński，1931-2014），他是公认的中国史问题专家。斯瓦温斯基于1951年前往中国学习，在那里认识了他的妻子胡佩芳。胡佩芳作为中国文学的翻译家，随斯瓦温斯基一同回到了波兰，在波兰媒体上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从1955年到1981年，斯瓦温斯基在华沙大学汉学系工作，后来又在波兰科学院工作至1993年。斯瓦温斯基的研究集中在中华民国的历史、宗教、信仰和习俗和儒家思想。他去世后，专门研究儒家思想的卡塔热娜·佩伊达（Katarzyna Pejda）接手了他的工作，她是新版《论语》波兰语译本的作者。
2013年，格但斯克大学在俄罗斯和东方研究学院下设立了又一个汉学系，与格但斯克大学孔子学院紧密合作。中国的波兰语专家和波兰文学翻译家乌兰博士参与了该单位的成立，成为其第一任负责人，并担任该职务至2021年9月。
语言学家爱娃·扎伊德勒（Ewa Zajdler）在华沙大学工作多年后，于2014年在雅盖隆大学建立汉学系。作为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它非常强调汉语的实际研究（简体字和繁体字，翻译和口译，商业和法律语言），并以坚实的中国古典知识、文学和历史为支撑。就学术工作而言，克拉科夫的汉学家主要致力于语言学和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
波兰最新成立的汉学中心位于弗罗茨瓦夫大学（2019年），该单位与当地孔子学院在教学人员和赴华奖学金方面进行合作。
除了“经典”的汉学系——主要教授中文并在课程中补充关于中国文学、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外，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越来越多的波兰机构开设了亚洲研究专业，或将中文作为选修加入到语言文学类学科的课程设计当中。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是最早开设这类研究项目的机构之一，2003年，克日什托夫·加夫利科夫斯基（Krzysztof Gawlikowski，1940-2021）在这里创立了东亚文明中心，目前该中心已发展成为亚洲研究系。亚洲研究系（有三个方向：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的负责人目前是马钦·雅克比（Marcin Jacoby），他将自己对文学研究的兴趣与从事公共外交以及在亚洲推广波兰文化的经验相结合。2005年，罗兹大学在国际和政治研究学院下设立了东亚研究系，并聘用了多米尼克·米热耶夫斯基（Dominik Mierzejewski）教授。他专门研究区域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政策，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哥白尼大学于2016年成立了远东文化研究项目，由马切伊·萨特科夫斯基（Maciej Szatkowski）领导，他是专门研究中国戏剧的汉学家。
政治学、国际关系和中国社会领域的研究者不仅限于汉学系。扬·罗温斯基（Jan Rowiński）曾在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波兰外交部和波兰驻北京大使馆工作，并在华沙大学新闻和政治学系进行研究。罗温斯基的作品主要涉及中国近代史、亚洲外交与国际关系以及中波关系。当前最著名和最活跃的波兰政治学家之一是前外交官、华沙大学欧洲中心主任博格丹·古拉尔齐克（Bogdan Góralczyk），他撰写了将近三十本关于中国、缅甸和匈牙利的书籍和三百多篇文章，并经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还有另一些学者在波兰科学院的政治研究所从事中国研究，如弗瓦德玛尔·季亚科（Waldemar Dziak, 1952-2019）和耶日·拜耶尔（Jerzy Bayer, 1952-）。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东方研究中心是定期刊发关于中波关系分析文章的两所重要智库。
除上述中心外，目前波兰许多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将中文作为主修专业或辅修科目。一些新成立的项目更类似于中国研究，把重点放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或文化，而另一些项目则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与英语、德语或俄语语言学中，或者与经济和商科相结合。
值得一提的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被直接翻译成波兰语的数量越来越多。新一代翻译家不断将莫言、阎连科、余华、王小波、张炜、迟子建等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为波兰语。
作者信息
Katarzyna Sarek（卡塔日娜·萨雷克）毕业于华沙大学东方研究学院中国研究系和历史系考古研究所，曾在中国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雅盖隆大学东方研究学院助理教授。
选题来源
Sarek, K. (2023). Chinese Studies in Poland: History and Current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學刊, 1-18.
中国历史学刊，发表关于中国历史各个时期和历史的各个子专业--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思想的研究文章、评论文章和书评；每年两期
编译者简介
唐诗雯，北京外国语大学波兰语专业学生，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指导与审校老师：黄珊
编校：王雨辰
排版：许妍楠
声明：本文根据对象国相关智库文献编译而成，故不代表编译人员及本机构的观点。
本期执编：王弘毅
编辑部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2号，100089，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主楼126室
电话/传真：010-88815700
电子信箱：ccees@bfsu.edu.cn
中心官网：https://cees.bfs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