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编译

The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BFSU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主办

2023年第17期（总第47期）2023年5月11日   

 

01编者按

4月28日，教皇弗朗西斯对匈牙利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据初步统计，本次牧灵访问共斥巨资70亿福林，且大部分由国家出资。在教皇与欧尔班的闭门会晤中，欧尔班坚持认为基督教是“和平的载体”。从中足以看出匈牙利官方对本次宗教活动的重视以及对“基督教欧洲”的呼唤。但早在2018年，匈牙利又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了突厥语国家组织。匈牙利似乎在被基督教世界与东方世界撕裂开来。本文的作者鲍洛格·彼得是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在批判地缘政治学和边境景观的启发下，他分析了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身份概念——基督教堡垒和图兰主义——如何以及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共存，它们对文化、地缘经济和社会政治影响是什么？本研究表明，这两种地缘政治身份不仅相互竞争、平行存在，而且有时甚至相互加强：在历史上是通过文化融合的方式，现如今欧尔班的处理方式则是将该国描绘成“连接东西方的桥头堡”。

 

关键词：基督教堡垒；匈牙利的图兰主义；东西方话语；桥头堡；批判地缘政治学；边界景观

 

01介绍Introduction

虽然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曾出现过地缘政治身份的转变，但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缘政治精神分裂症”尤其不稳定。正如Bassin(2012)指出的，在这些国家：

 

“旧的政治和经济组织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摧毁，形成社会凝聚力的某些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础被抛弃。所有受影响的地区开启了一种艰难而痛苦的探索，寻求一种新的“元叙述”，即在21世纪有效实现国家团结和认同的新愿景。”

 

在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西方和东方身份的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东方选择”不会延伸到俄罗斯。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东方选择”与西方身份相比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匈牙利在两个方面的特征却越来越突出：第一，它的欧亚选择远远超出了俄罗斯；其次，也是至关重要的是，与其他中东欧国家相比，其领导层越来越多地将欧亚大陆视为西方的替代品。

 

02匈牙利的地缘政治形象

基督教的堡垒/“欧洲的堡垒”

基督教堡垒（拉丁语：Antemurale Christianitis）的概念相对简单，在匈牙利语语境中，它经常与“欧洲/西方的堡垒”替换使用。“基督教堡垒”这一标签已被应用到世界许多地方，例如菲律宾，埃塞俄比亚，中亚以及中东欧其他一些国家。

2000年，有71%的匈牙利人认同：“一千年以来，匈牙利都是西方的堡垒，但这一点一直没有得到西方承认”这一说法。特兰西瓦尼亚基督教民主党的发言人（匈牙利人）1992年的一个简短讲话很能说明问题：

“匈牙利人不想乞求西方，但我们有权说，西方至少应该感谢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他们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并保护西方免受如此多的痛苦和苦难。”

在这里必须指出，匈牙利确实有倾向自由主义的亲西方传统，1908-1941年间发行的非常有影响力的期刊Nyugat（《西方》）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社会主义时期持不同政见的圈子中，许多人在政权更迭后在公共生活中担任了有影响力的职位。所有这些促使匈牙利成为最赞同加入欧盟的国家之一。

虽然在加入欧盟后的几年里，匈牙利有影响力的话语较少，但过去的五年里（编译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底），基督教堡垒和“欧洲堡垒”的自我形象在民众的认知中占据了强有力的主导地位(图1)，在政治言论中更是如此。2015年，欧尔班总理援引该国曾遭受奥斯曼帝国入侵(1541-1686)来证明其将难民拒之门外是合理的，并表示“我们不希望大量的穆斯林人进入我们的国家……而且，我不认为其他人有任何理由能强迫我们，在匈牙利创造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共同生活方式”。在2016年，有72%的匈牙利人——在整个欧洲占比最高——对伊斯兰教持负面看法。虽然这损害了匈牙利的国际声誉，但这种态度在国外的一些圈子中得到了支持。包括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英国极右翼作家)等有争议的公众人物被邀请在政府资助的会议上发言，他说“新的十字军东征从布达佩斯开始”。2018年欧尔班宣布匈牙利的国家价值体系“不是中立的，而是基督教的”。

在话语之外，还有一些超出反移民政策和边界问题的具体措施。2016年，政府设立了专门帮助受迫害基督徒并执行“匈牙利援助”（Hungary Help）计划的国务部长。2019年3月，德国前联邦议院副主席、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约翰内斯·辛哈默尔（Johannes Singhammer）表示，“匈牙利保护受迫害基督徒的人道主义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该国正在为西方树立榜样”。匈牙利家庭和青年事务国务秘书诺瓦克·卡塔林（Novák Katalin，现任匈牙利总统）在世界家庭大会上表示，欧洲需要“从内部改变”，避免“通过放弃基督教文化而慢性自杀”。2019年5月，匈牙利国会主席克韦尔·拉斯洛（Kövér László）表示，“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是匈牙利人‘建设国家和维持民族发展的力量’，对匈牙利人来说，基督教是我们所有人精神和历史的渊源”。

图一 匈牙利：欧洲的堡垒

 

具体而言，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政府为教会提供了230多万欧元的支持，并为喀尔巴阡盆地的匈牙利基督徒社区提供了高达1亿欧元的支持。自2016年以来，匈牙利政府通过其“匈牙利援助”（Hungary Help）计划，向世界各地受迫害的基督徒拨款3000万欧元，2020年9月又在布达佩斯主办了国际圣餐大会。2019年5月，克韦尔·拉斯洛表示，欧洲正陷入一场“文明斗争”，一方寻求维护欧洲大陆的基督教原则，另一方则希望看到欧洲进入后基督教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欧掌握着回归基督教民族根源的欧洲未来的关键。

匈牙利外交和贸易部长西雅尔多声称，匈牙利外交官为代表一个拥有1000多年基督教历史的国家感到自豪，这个国家在历史进程中一再捍卫基督教价值观，其人民长期为国家的自由而战。这种言论和政策至少在匈牙利国外的圈子得到了认可，比如在美国。在与特朗普首次正式会面后，欧尔班自豪地表示，“他知道匈牙利在阻止移民和穆斯林入侵欧洲方面做出的努力”。在访问美国期间，西雅尔多表示，在保护基督教价值观和社区方面，两国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法”。更具体地说，匈牙利政府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援助中东基督教社区方面加强了合作。此外，美国的罗马天主教玛丽蒙特大学将在布达佩斯的国立公共服务大学启动了课程合作项目。

匈牙利为加强基督教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超出了基督教堡垒的自我定位。宗教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教堂)开办的学校相比世俗的公立学校能获得更多资金，因此也有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此外，匈牙利还通过文化政策推广基督教：例如，基督教节目被设定为匈牙利国家歌剧院2019/2020演出季的主题。

 

匈牙利的图兰主义/欧亚主义

“匈牙利人是最西方的东方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东方兄弟”

 

欧亚主义是一种可塑性特别强的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与“相当多样”的国家与民族有联系（如哈萨克、鞑靼、雅库特、土耳其、匈牙利和日本），其空间维度指的是从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后苏联国家到各种版本的“大欧亚”，最多的时候甚至包括整个欧亚大陆。

图兰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优素夫·阿克储拉(Yusuf Akçura)试图区分“小图兰”和“大图兰”，以区分非穆斯林但宣称属于图兰家族的民族——例如匈牙利人。这一方法被包括艾哈迈德·希克梅特（Ahmet Hikmet）在内的大多数泛突厥主义者拒绝，他说“无论以哪种方式区分，匈牙利人都将继续成为孤儿”。然而，匈牙利的图兰协会和土耳其相关机构之间存在诸多联系，匈牙利是受图兰主义意识形态影响极大的国家。

 

一战之前

图兰一词指的是伊朗北部一个历史地区及其文化，被大量定居的波斯人用来区分自己与中亚草原的游牧部落。该术语是从19世纪初开始通过西方的东方学文献引入匈牙利的，在19世纪中期德裔英国东方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的理论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在对欧洲和亚洲语言的分类中，将除汉语外的所有非印欧语、非闪米特语的语言分类为“图兰语”。这个庞大的“家族”也包括了芬兰——乌戈尔语系（匈牙利语就属于该语系）。尽管缪勒的论文没有取得国际认可，到19世纪90年代甚至被乌拉尔—阿尔泰语系(Ural-Altaic)的概念所取代，但“图兰语”一词在匈牙利却一直存在：不仅缪勒的三部作品以匈牙利语出版，他还多次被匈方邀请做演讲，甚至在1874年被选为匈牙利科学院的外部成员。匈牙利学者试图将图兰保留为一个空间概念，松散地将其定义为东方的同义词，政治上的图兰主义和普通民众都接受缪勒的定义，认为该空间范围涵盖东欧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

图兰主义在匈牙利出现并在广泛的层面上产生影响是在19世纪末前后的几十年里。其中有几个方面原因。当时欧洲范围内掀起了“东方热”，即欧洲快速工业化的国家在浪漫主义精神驱使下，在亚洲寻找古老的文明和异国情调，主要表现为对东方艺术、文化兴趣的增加。正是在此期间，匈牙利企业家霍普·费伦茨（Hopp Ferenc）将其别墅连同其中的4000件在亚洲收集的藏品捐出，建成了一座公共博物馆。

与其他西方的东方主义相比，匈牙利相当独特。在“寻亲问根”方面更是如此。匈牙利人从一开始就在东方和西方的身份认同之间摇摆不定——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程度更甚。从13世纪第一次有记录的旅行开始，匈牙利探险家们就一直在寻找匈牙利民族的地理起源。当时修士朱利安(Friar Julian)一路旅行到了里海和乌拉尔山脉。在19世纪上半叶，乔玛（Kőrösi Csoma Sándor）试图在维吾尔人中寻找匈牙利人的亲属，尽管最终他阴差阳错地去了布哈拉、斯利那加和拉萨等地。受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和德意志亚洲协会(Deutsche Asiatische Gesellschaft)等组织的启发，匈牙利的旅行者、学者和政治精英于1910年成立了匈牙利图兰学会 (Turáni Társaság)，其目标是通过公开讲座、语言课程、探险科考和发行杂志《图兰》（Turán），科学地探索与“东方”的联系，并普及“东方”。

图兰主义出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泛斯拉夫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兴起。对匈牙利而言，这两者特别可怕。因为赫尔德曾预言，作为一个在欧洲没有亲属的民族，匈牙利人一定会消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年里，作为仍然相对强大的奥匈帝国组成部分，匈牙利在“地缘政治冒险”方面相对强大且自信。用更专业和正确的术语来说，匈牙利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帝国主义时期”。其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与奥地利的目标一致：反俄罗斯，将巴尔干半岛，安纳托利亚和中亚作为经济扩张的目标。正是在一战期间，匈牙利图兰主义经历了它的黄金时代：对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进行了多次探险;匈牙利企业试图进入图兰国家市场;在伊斯坦布尔开设匈牙利研究所;开幕展览，街道被重新命名——所有这些都有效地提高了匈牙利公众对“东方”的认识。图兰学会得到了国家更多资助，并转变为匈牙利东部文化中心，其任务是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盟国的“图兰盟友”保持联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损失了大量的土地。图兰主义依旧强大，但从扩张的意识形态转变为远离西方的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匈牙利社会的广大阶层将“特里亚农背叛”归咎于“忘恩负义的欧洲”和西方，导致了孤独感和普遍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加强了在东方寻找亲属和盟友以摆脱孤立的愿望。由于观点冲突，图兰学会中分裂出了两个团体。留在原学会的部分坚持保守的图兰主义。分裂出的团体之一——乔玛协会(Kőrösi Csoma Társaság)致力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另一个团体图兰联盟(Turáni Szövetség)成为了一个极右翼组织：以尖锐的反西方声音宣传图兰文化的优越性、东方取向的必要性、呼吁在匈牙利发展和保护图兰种族意识。在政治上，图兰联盟代表了现任政府的极右翼反对派，而相对不那么激进的图兰学会则遵循了当时的政治主流。图兰学会继续开展温和的图兰主义宣传并与欧洲“图兰”民族开展合作，建立芬兰—爱沙尼亚研究所，资助考察旅行，出版期刊，组织会议，主持学生交换项目。

 

1989年至今

1990年以来，图兰主义一直在复苏。欧洲和西方的危机似乎已经向匈牙利人灌输了一种意识形态和物质上对欧洲经验的幻灭。在政党中，极右翼的尤比克党(Jobbik)在2014年获得了20.7%的选票，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图兰主义的复兴。尤比克的新图兰主义体现在反美国，反以色列，反欧洲，亲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该党领导人甚至在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谴责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全球主义是万恶之源。今天，新图兰主义最大型的活动是两年一次、为期三天的Great Kurultáj节，这是“匈人—突厥民族庆祝保存古老传统的部落集会”。该活动由匈牙利图兰基金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致力于维护传统的节日，游客主要来自于广泛理解的中亚。该节日在匈牙利大平原的布加茨举行，主要开展马术、射箭、猎鹰、古代武术和萨满教音乐等游牧民族活动，同时也会有科学讲座、政治家演讲等其他活动，少数极右翼人士也会参与其中。该节日最初在政治上有明显的反建制气氛，但自2012年起，越来越受到执政党青民盟的欢迎，2018年，政府拨出创纪录的3亿福林(约合100万美元)给匈牙利图兰基金会组织该节日。

 

图二 Great Kurultáj节日盛况

悬挂的照片是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匈人领袖阿提拉

 

青民盟的转变在政府第二次获得多数席位后最为明显。欧尔班2014年的演讲宣布了建立一个“非自由国家”的愿望：

“人们正在竞相寻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组织方式，当今最流行的话题是理解那些非西方的、非自由的制度是如何使他们的国家取得成功的。”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与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塞拜疆以及东方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一直是匈牙利外交政策的最高优先事项。2018年，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了突厥语国家组织，并在布达佩斯开设了办事处，享有外交豁免权。他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说，“我们通过历史根源与中亚地区人民联系在一起”。匈牙利与俄罗斯的密切政治关系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2015年以来，在克里米亚危机期间，在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时候，两国高层官员之间也定期展开会晤。

 

03两种身份是如何融合共存的？

文化历史角度

圣·伊什特万国王（Szent István）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位国王。他将基督教引入匈牙利, 让马扎尔人获得了新身份，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一部分。图兰主义和游牧文化因此融入了匈牙利第一个基督教王朝——阿尔帕德王朝。当时的统治者一再利用国王的圣冠（Szent Korona）、“圣右手”（Szent Jobb）等“圣物”来强化基督教国家的统治地位。萨满教和其他异教圈子的人也试图通过其他传说（比如有传说称国王出生时两只手都是六指）来证明，尽管受到教皇洗礼和加冕，国王的身上仍然留着古老的阿瓦尔身上的血。

图三 圣·伊什特万国王画像

（可以看到画像中的国王是六指）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匈牙利图兰基金会主席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基督教如何与图兰主义相适应的问题。他声称这种融合代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这使得匈牙利文化“更丰富”。这种文化“更丰富”的感觉对匈牙利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与中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匈牙利人也背负着“欧洲二等公民”的形象，“西欧经常让他们有这种感觉”。因此匈牙利“渡船国家”的自我形象时常会被唤起。这个词是匈牙利诗人奥第·安德烈（Ady Endre）在1905年创造的，用来描述匈牙利身处东西方文化碰撞之中的地位角色。

 

地缘经济角度

匈牙利转向东方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在西方缺乏认可和竞争力。“我们不应该在欧洲扮演次要角色，而应该向亚洲推广自己”。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许多西方国家一直寻求向东方开放，但匈牙利是唯一一个时不时将自己定位为东方国家的国家。匈牙利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说，当“西方人去东方寻找新市场时，他们带着资本去了。”匈牙利缺乏这样的资本，但它有历史和文化资本，可以向东方伸出援手”。匈牙利也一直在努力宣传自己是东西方之间（突厥语国家组织与欧盟之间、甚至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桥头堡。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向东开放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欧盟成员国，匈牙利发现自己与德国等更大、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处于关税同盟中。因此，匈牙利强烈支持巴尔干国家的欧盟一体化，并试图进入其他可能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但目前，与其他维谢格拉德国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相互依赖但不对称的关系，尤其是与德国的关系。

 

外交政策角度

虽然匈牙利对基督教堡垒话语的强烈依赖为其赢得了一些盟友（比如波兰），但这种自我形象及其相关政策反而导致了该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尤其是在西欧。与此同时，“匈牙利官方的疑欧主义已经形成，并挑战自由主义”。确实，欧尔班的声明中有一种近乎传教的语气，例如“欧洲只有回到其真正的价值源泉：基督教身份，才能得到拯救”。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试图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定位的后社会主义小国“重新确立国家目标和自豪感的愿望”。但同时，这个国家也被“本体论上的不安全感煽动——即恐惧匈牙利作为一个小国，有可能在多元文化的欧洲中失去其民族认同”。关于匈牙利通往东方的桥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欧盟担心在中欧失去对中国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和匈牙利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可能有助于平衡与欧盟日益恶化的关系。

 

国内社会政治角度

这两种自我形象对国内的影响是显著的。基督教堡垒和图兰主义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因此，匈牙利政府依靠两者来使其“非自由主义转向”合法化。他说：“一些发达国家一直在不断地向其他国家鼓吹人权、民主方面的说教。大家都受够了……”。此外，“根据匈牙利基本法，保护匈牙利的宪法和基督教文化是每个国家机构的义务”。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关键在于这些自我形象分别能够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如果它们能够通过建设性的价值观和实践加强社会凝聚力，就可以在后社会主义、全球化社会中发挥作用。此外，一些人表明，身份政治也被应用于补偿社会物质需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图兰主义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它没有解决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而是吹嘘虚幻的未来荣耀。这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需要警惕。

 

 

作者信息

Balogh Péter（鲍洛格·彼得），匈牙利罗兰大学自然科学学院社会和经济地理学系助理教授，从2021年起在匈牙利科学院经济与区域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匈牙利和中东欧其他地区的边界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和空间身份政治问题。

 

选题来源

《欧亚地理学与经济学》（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SSCI（JCR分区影响因子：3.778/一区），关注欧洲、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发展。

Balogh Péter, “Clashing geopolitical self-images? The strange co- existence of Christian bulwark and Eurasianism (Turanism) in Hungary,”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22;63(6): 726-752.

 

编译者简介

许妍楠，北京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业学生，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审核：王弘毅

排版：许妍楠

 

声明：本文根据对象国相关智库文献编译而成，故不代表编译人员及本机构的观点。

 

本期执编：王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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