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的民粹主义政治和外交政策:来自波兰的证据

作者: 时间:2023-04-06

北外中东欧研究中心编译

The Center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Studies, BFSU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东欧研究中心”主办

2022年第28期(总第28期)2022年12月20日  





编者按



PiS 政府对民粹主义话语的依赖导致了欧盟的安全化、波兰国家利益去欧洲化、欧洲伙伴关系的重新排序以及一系列非常规的声明。通过促进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表现,并以外交政策为载体,波兰重新定义欧盟的意义以及国家角色。但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对于波兰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着实有限:地缘政治的限制或激励措施仍然很有力,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而欧盟成员资格也没有受到质疑,但从长远来看会更加深远。

引言

本文描述并分析了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下文简称为PiS)政府领导下的波兰外交政策的变化,以期阐明民粹主义的独特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与“代表政治”有关,从意义生产和戏剧化表现的角度来理解。本文以民粹主义的话语和风格方法以及外交政策分析中的后结构主义文献为基础,将民粹主义概念化为国内政治中的一套代表性实践,并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通过在国际事务中促进对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表述,并将外交政策制定作为与技术精英决裂的场所,民粹主义做法有助于促成或限制某些政策选择和外交行动模式。在波兰,这已经转化为欧盟的安全化、国家利益的部分非欧洲化和伙伴关系优先权的重新调整,以及PiS外交政策执行部门的破坏性和“非外交性”言论。

概念框架:

民粹主义和外交政策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国内政治中的民粹主义做法有助于形成制定、辩论和实施外交政策的社会结构。从民粹主义的话语和文体方法中得到的见解可以明确这种对外交政策选择和实施的影响方式。

民粹主义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政治衔接的逻辑,促进了某些身份的表述。民粹主义话语积极组建“人民”和“精英”概念,并构建其政治主体性。民粹主义的表达逻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映射到外交政策上。一方面,民粹主义行动者可能会在他们对国际政治的表述实践中召集国际政治的主体和客体。可以预期民粹主义行为者会在国际关系中(重新)产生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表征,以及与之相关的对国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民粹主义行动者可能将民粹主义的话语模式应用于外交政策领域。具体来说,国家很可能在特定的国际关系或地区秩序中被视为“弱势群体”,而某些外国势力则被视为“精英”,因而拒绝其合法的国家要求。

可以预期的是,对民粹主义的依赖将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产生结构性的意义。在执政期间,民粹主义行动者可能会在国际事务中促进自我和他者的不同表述,并利用外交作为与精英决裂的方式。这反过来又可能限制、约束或促成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外交行动。

波兰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变化:

对民粹主义影响的解释及其影响

波兰的外交政策历来有三个“基本原则”: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关系和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威慑和遏制俄罗斯;以及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的扩大。这些优先事项一直是不变的,但在PiS执政时期,“这些原则之间的平衡、重点和关系有时会被重新调整”——第一条原则被置于优先地位,第三条原则被降级。

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

在维持现状和调整变化之间

自执政以来,PiS明确将与美国的双边战略关系作为优先事项,并试图将波兰定位为美国在欧洲的最佳盟友。这种“美国优先”政策的明显转化是在北约结构之外建立美国军事基地并为之提供资金的提议之后。这种明显的大西洋主义取向并不是方向的改变,而是对于原有政策的调整。波兰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它在布什政府时期推行的战略和定位——在这个时期,波兰有时被描述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事实上,自1989年以来,确保美国在波兰境内进行军事部署一直是波兰外交政策的核心重点之一。PiS政府的美国政策确实与公民纲领党(Platforma Obywatelska,下文简称为PO)政府的大西洋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但这种立场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条件的影响,并在这些条件发生重大变化时(例如俄乌冲突)被放弃。同样,PiS政府针对美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波兰外部环境带来的限制和机遇来解释。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共同的民粹主义右翼意识形态观点可能促进了波兰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此外,PiS政府以及在舆论影响下的民众对共和党抱有友好态度,并且已经成为该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个长期特征。换句话说,一个非民粹主义政府同样有可能倾向于将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放在首位,并推行像特朗普这样的举措,但可能不会以牺牲其在欧洲和美国的政策为代价。

就波兰的对俄政策而言,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动态,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总体而言,PiS政府对俄罗斯保持一种略显对抗和不太妥协的姿态,但这种姿态更像是对原有外交政策的延续,而不是改变。这无疑与波兰政府在2010年尝试的和解形成鲜明对比,但这一短暂的尝试本身就是PO政府企图巩固波兰在欧盟内部影响力的产物,并得到了特定外部条件(即俄罗斯自身的行为以及欧盟和奥巴马政府试图进行的和解)的推动。事实上,考虑到这些条件已经严重恶化,而且在反对党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曾无情地指责俄罗斯制造了2010年的斯摩棱斯克空难,使他的孪生兄弟丧生,人们本可以期待PO政府的外交政策对俄罗斯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激烈,因为它是国家的长期和首要的敌人。相反,正如下文所讨论的,PiS经常阐述该国对德国的认同。

总之,在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方面,PiS政府更多的是在主张延续或回归波兰的外交政策传统。人们注意到了一些调整变化,但这些变化可能与外部条件的变化相关联。换句话说,PiS政府的民粹主义取向(或者说是厚重的意识形态)对其对美国和俄罗斯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它的亲美和反俄态度与人们对欧洲许多民粹主义政党的普遍期待相矛盾,这表明民粹主义本身并没有转化为具体的、有意义的政策。


欧盟的政策和对欧盟的政策:

反对和退出欧盟的主流?

 一些分析家一致认为,PiS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波兰的“传统亲欧盟方向”。然而,PiS政府的欧洲政策所体现的变化应该尽可能有条理地加以限定,因为这一政策没有背离传统,但有时被波兰和国际媒体所歪曲。

首先,PiS政府在公共和政策话语中对欧盟的表述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波兰政府主要将欧盟描述为一个机会,而PiS领导层则经常将其描述为风险或威胁。自PiS于2015年上台以来,在波兰后共产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在讲话中对欧盟的负面描述的数量与正面描述的数量相当(甚至在2016年更多)。这在PiS政策制定者的国内声明和宣言中也很突出,欧盟被谴责为一种威胁,因为它侵犯了波兰的主权和传统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杜达总统经常称“欧盟与苏联相似”,而外交部长则谈到有必要对欧盟“实行消极政策”。

其次,波兰对在欧盟内部的地位、作用的表述也有明显的变化。自1989年以来,如当时外交部长(Krzysztof Skubiszewski)最初所构想的那样,加强波兰在欧洲核心的作用的目标构成了该国外交政策传统的一个关键因素。特别是,上届波兰政府将增强波兰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它经常呼吁在一个更强大的欧洲中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波兰,并主张加强经济一体化和向欧盟机构转移更多权力。相比之下,PiS行政部门一直批评波兰政府“希望与欧盟主流保持一致”,并拒绝“波兰应该与其他成员国保持一致”的想法。事实上,在国内的政治讨论中,PiS领导人经常强调防止波兰成为欧盟的“殖民地”。PiS政府退出欧洲政治主流的行为体现了民粹主义的“反主流”定位,并且更深刻地从其结构性的表达逻辑出发,表述其弱势的政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话语是一个模板,用来表达对欧洲不平等和地区间剥削的不满,并在这种情况下阐明一个反霸权的战略,拒绝与西方的规范一致。

总而言之,尽管该国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并未受到质疑,但 PiS 政府的外交政策的特点是明显的欧盟安全化和波兰国家利益在政策话语中的部分去欧洲化。与针对美国或俄罗斯的政策相反,它的欧洲政策似乎首先受到其国内政治议程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是受到其浓厚的意识形态和对民粹主义做法的影响。

对欧盟成员国的政策:

欧洲联盟优先权的转变?

在 PiS 政府领导下,波兰外交政策方向的最显着变化无疑与德国有关。虽然PO政府已将与德国的伙伴关系作为其欧洲政策的非主要部分——当时的外交部长宣称波兰现在“对德国力量的恐惧胜过德国的不作为”——这种言论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波兰反德的外交特征。自1989年以来,德国在波兰2016年度外交政策演讲中首次被降级为波兰第二位“最重要的欧洲伙伴”。而第一名被授予了英国。总的来说,PiS党政治家和部长们谴责德国是欧洲的政治和文化霸主,通过其在波兰公司和波兰媒体的资产侵犯波兰的主权,并阻碍 PiS的变革性保守议程。此外,PiS 政府经常强调德国的历史侵略者角色,特别是利用过去来表示波兰在道德层面的判断上处于劣势。PiS 政府在国内政治话语中对德国采用负面描述,但鉴于德国在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不得不在与德国的外交互动中展现更加亲和的姿态。然而,PiS 政府的言辞影响了双边关系的社会结构,据观察人士称,双边关系“比 1989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弱”。

在PiS 政府的操作下,波兰与法国的关系也恶化了。PiS突然取消了其前任谈成的与法国签订的军备合同。这一决定引起了法国外交官的不满,他们谴责波兰违反了商业准则和外交协议,并抱怨他们的国家在此过程中受到“虐待”。在这种背景下,波兰国防部长安东尼·马切雷维奇(Antoni Macierewicz)在议会中声称,法国将其制造的米斯特拉尔战舰秘密运往俄罗斯,尽管法国决定取消这笔交易。这些可能是不受控制的言辞,而不是有意识的政策,但它们也证明了民粹主义政治风格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

虽然PiS政府降低了与德国和法国关系的优先级,但它寻求加强其他的伙伴关系。例如,希德沃(Beata Szydło, 2015-2017年担任波兰总理)政府在执政时试图将英国作为波兰在集团内的第一个盟友,并发誓要在欧洲事务上“首先”咨询英国。然而,在英国决定离开欧盟后,这一立场不得不被重新评估。最关键的是,PiS政府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区域框架——三海倡议(TSI),对其与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进行投资。三海倡议旨在发展基础设施、相互连接以及参与国之间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合作。事实上,这后一个目标在波兰的一些中欧伙伴中引起了关注和怀疑,导致他们暂缓了对该倡议的支持,并反对在华沙设立常设秘书处。

总而言之,PiS 政府试图以某种方式调整和多样化波兰在欧洲的政治联盟,特别是通过降低与德国的伙伴关系的优先级,并试图围绕三海倡议建立一个替代核心。从本质上讲,PiS 政府将定义人民与精英的二分法投射到欧洲舞台上。该党的外交政策格言“从我们的膝盖上站起来”清楚地呼应了民粹主义话语的那种纵向政治对抗特征:

波兰被描述成一个“失败者”,就像国内政治中的人民一样,在地区政治中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并且看到其国家要求受到欧洲“机构”的挫败。欧洲体系中的这些“精英”被异化并声称“在所有重要问题上,德国遵循针对波兰利益的政策”;波兰司法部长( Zbigniew Ziobro )表示,如果波兰“屈服于”欧盟对司法改革的要求,这将为同性婚姻的实施、按需堕胎和波兰货币欧元化“打开大门”。总体而言,民粹主义话语已被动员起来促进PiS党的意识形态保守。但是,通过促进和执行对自我与他者的新表述,这些民粹主义话语实践在结构上限制了政策,并在有意义的情况下提供了信息,例如,与德国建立密切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三海倡议成为了新的合作重心。


外交实践:

表演与技术精英的决裂

一方面,政治体制结构的“殖民化”直接关系到外交部,并转化为对传统外交精英的边缘化企图。改革了局长和副局长的地位,使他们能够为自己辩护;改革司长和副司长的地位,使他们更容易被解雇。外交部在指导国家外交政策方面的作用转移到了总统府和总理办公室的位置上。这些措施说明了PiS政府对外交政策官僚机构的总体态度,并让人联想到其他民粹主义者执政时的情况,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同时,这些措施很难严格地与民粹主义本身联系起来,因为它们也反映了PiS厚重的意识形态(例如,长期持有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精英之间的勾结的观点),并且至少部分来自对前政府的政治任命和治理模式的反应。更具体地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风格,PiS外交政策执行部门的成员一直重用非外交专家的技术顾问。特别是,外交部长瓦什奇科夫斯基被描述为比其前任更不愿意接受来自外交专家的专业知识。有趣的是,PiS的一些外交政策顾问或决策者曾是学者,这往往与民粹主义的反智倾向相悖。

另一方面,PiS外交政策执行部门成员的大量破坏性和非传统(或“非外交”)的言论也相当于与传统精英进行了决裂。比如国防部长马切雷维奇将2017年反对其政府司法改革的抗议活动等同于西欧对波兰发动的“混合战争”,再比如外交部长瓦什奇科夫斯基声称他在联合国与一个不存在的国家“圣埃斯科巴 ”的代表进行了外交会谈。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一两个特立独行的人的特殊事件,这些举动证明了PiS对民粹主义这一政治风格的依赖,并体现了其在外交实践方面的影响。


总结

本文分析了PiS政府时期波兰外交政策的对比和变化,以期阐明民粹主义的独特影响。对波兰整体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迄今为止是有限的。到目前为止,对波兰整体外交政策方向的影响是有限的:地缘政治的限制或激励措施仍然很有力,对俄罗斯和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其欧盟成员资格也没有受到质疑。然而,与此同时,波兰在欧盟的政策和对欧盟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加深远。

民粹主义是被概念化为国内政治中的一套代表性做法,这些做法直接复制到外交政策中,或间接影响外交政策。正是在外交政策话语和外交风格的层面上,PiS政府的变化最为突出,正是通过这些媒介,民粹主义对外交政策结果产生了影响。更具体地说,PiS政府对民粹主义话语和风格做法的依赖,导致了欧盟的安全化,波兰国家利益的部分非欧洲化,欧洲伙伴关系优先次序的重新调整,以及一些破坏性的、非常规的和阴谋性的声明。通过促进对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表述,以及将外交政策作为一个场所来进行 通过促进“自我”和“他人”的不同表述,并将外交政策作为与技术精英决裂的场所,PiS政府的外交政策有助于重新定义欧盟的意义和国家的角色、身份。


作者简介


David Cadier:格罗宁根大学国际关系助理教授,欧洲大学客座教授,曾任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PISM)客座研究员。


编译者简介

      唐诗雯 北京外 国语大学波兰语 专业学生,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选题来源


David Cadier,Populist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and foreign policy: evidence from Polan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Vol.19,No.6,pp.703-721,2021.



审校:王弘毅

编校:刘帅杰 许妍楠

排版:许妍楠


声明:本文根据对象国相关智库文献编译而成,故不代表编译人员及本机构的观点。


本期执编:王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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