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的思想植根于塞尔维亚国家传统,面向西方的取向并不是禁忌,甚至有积极的历史内涵。例如,中世纪时塞尔维亚之所以获得王国地位,不仅是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没落(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洗劫),还得益于与梵蒂冈的关系。
尼曼雅王朝的第一位塞尔维亚国王斯特凡二世(Стефан Ⅱ)于1217年从罗马教皇洪诺留三世( Гонорий III)的使节手中接过了王冠。在加冕礼前,斯特凡二世就试图寻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Фридрих Барбаросса)的庇护,虽然后者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期间死亡而以失败告终。但更成功的是与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恩里科·丹多洛( Энрико Дандоло)的孙女安娜·丹多洛( Анна Дандоло)的王朝婚姻,以及斯特凡·乌罗什一世(Стефан Урош I,1243-1276)与安茹家族伊莲娜的联姻。
向西方进行外交努力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与拜占庭的附庸关系。在塞尔维亚第一位国王出现之前,“拜占庭像一个有无限权力的主人和法官那样对待塞尔维亚人”,利用王朝内部矛盾任免塞尔维亚统治者。最终,塞尔维亚西方和东方之间的平衡政策,包括与威尼斯,匈牙利,拉古萨,尼西亚帝国和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编译者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从君士坦丁堡出逃的拜占廷贵族建立的拜占廷流亡政权)的关系,促成了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的崛起,其国力在1330-1350年代达到顶峰。
另一个外交操纵的典范是专制君主斯特凡·拉扎列维奇(Стефан Лазаревич,1389-1427)。斯特凡·拉扎列维奇是中世纪塞尔维亚衰落时期的政治家,在科索沃战场战败后获得王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在罗维尼战役(битва при Ровине,1395年)中依靠奥斯曼帝国一方与摩尔达维亚统治者米尔恰一世作战;同欧洲十字军作战;在安哥拉(1402年)同帖木儿帝国作战。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在15世纪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危机摆脱附庸关系,并与匈牙利和解,从而获得了塞尔维亚中部和北部的土地。正是在这一时期,贝尔格莱德逐渐出现在塞尔维亚的政治地图上。
相对舒适的国际地位使斯特凡·拉扎列维奇能够在西南方向开展积极的外交政策,表达对领导了和威尼斯人的斗争的黑山统治家族巴尔希奇的支持。塞尔维亚与威尼斯人之间战争不断,一直持续到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去世,最后以港口城市巴尔(现代黑山)成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而告终。但在1459年,随着古都斯梅代雷沃的沦陷,中世纪塞尔维亚国家的历史结束了。
因此,在大型政治中心出现危机时,如十三世纪的拜占庭和巴耶济德一世之后的奥斯曼帝国时期,多方向的外交策略为巩固塞尔维亚国家地位、延长寿命甚至获得领土开辟了机会。但是,在面临来自一方或多方的压力增加以及内部危机的情况下,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塞尔维亚领导人及智囊未免不会从本国历史中吸取许多经验教训。面临塞尔维亚遭遇的挑战,“双附庸”理念也许会以更完美的形式“重出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