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东欧因移民失去了近两千万人，约占其人口总数的5.5%。本篇论文分析了中东欧移民者的经济与政治属性，以及他们的离开如何影响其母国的选举结果。两者紧密相关。基于移民者的特征，其离开会对非移民者产生不同的影响。当移民者与非移民者在政治偏好上有所不同时，移民便能改变输出国选民的分布。大规模移民还可以直接影响非移民者的政策偏好。来自中东欧的移民在政治上更具进步性，国内选民整体更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因此，移民率较高地区的选民会更支持极右翼政党。

在中东欧与西欧，本土民粹主义都是极右翼政党的核心。他们反对少数民族和外来移民补助，尤其是非欧盟背景的移民，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持极其保守的立场。

这些特点与中东欧支持极右翼政党个体的特征相符。文化上更保守、具有反移民态度的选民们更倾向于支持极右翼政党。而对于社会上以及政治上更具进步性的选民来说，因其相对不会支持极右翼政党，其母国极右翼政党便会受益于他们的离开。

2000年代加入欧盟的七个中东欧国家为研究移民对输出国的影响提供了适用的案例。先前研究表明，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都可以基于其政治利益来制定其移民政策，并控制移民数量与流动。欧盟的扩大消除了其内部个人层面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限制，移民成本明显降低。因此，中东欧国家历经了一场大规模移民潮（World Bank 2010）。本文通过利用该制度的变化，从移民者的特点切入，研究移民潮背景下的选举后果。

笔者通过来自2010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转型期生活调查（LiTs）和欧洲社会调查（ESS）的个人调查数据，研究移民者的特征。并使用来自七个中东欧国家2004至2018年的地区移民与选举政策数据，在次国家层面上评估了移民对选举结果的影响。为了解决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笔者还使用工具变量，分析了欧盟东扩后英国国内波兰移民激增的现象。最后，为了研究移民对个人政策偏好与投票选择，笔者使用了波兰的三波个人调查数据（POLPAN）。分析结果为本研究的论点提供了支持性证据。研究发现，（1）来自中东欧国家的移民正趋于青年化、高等教育化、政治上更加进步化；（2）在移民率较高的地区，极右翼政党的投票份额往往更大；（3）大规模移民会影响其母国非移民人群的投票选择。

这些发现能够帮助我们从输出国的角度更好地理解国际移民的影响。且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即使是跨国迁移，移民也能够促进基于个人政治偏好的地理分布的形成。

最后，本文为研究极右翼政党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政治进步性选民的移民并非该地区极右翼政党近期发展的唯一原因。但这些选民的离开的确使选民分布更有利于极右翼政党。

典型移民理论表明，移民是为了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根据这些理论，年龄与教育是检测个人从移民中所获经济利益最有力的预测因素。年龄是个人移民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工人的教育（或技能）水平是预测其在目的国收入的有利因素。由于高技能工作中巨大的工资差距与较低的移民成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有更大的经济动机移民到发达经济体。许多研究发现，高技能年轻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或者中等收入国家流向发达经济体的移民率正快速增长。

即使移民的主要驱动力是经济因素，移民者也不同于保持其政治立场的人。个人的经济属性通常与政治偏好密切相关，受教育水平与年龄也是如此。年轻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可能偏爱移民与国际化，这正是影响个人政治支持，尤其是对极右翼政党支持的显著分歧。这表明年轻和受过高等教育选民的向外移民会导致国内国际化、亲移民且不太支持极右翼政党的选民的减少。

移民者在做出移民决定时也会考虑到目的国的政治环境。他们通常选择与其政治观点相似的地方。与自己母国政治偏好一致的人则选择留在母国，那些对不同文化持开放态度的人则离开母国。考虑到对母国的依恋与对不同文化的态度是判断是否支持极右翼的最强预测指标，大多数移民者来自不太支持极右翼政党的群体。

为研究移民者特征，笔者使用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2010年转型期生活调查（LiTs）和欧洲社会调查（ESS）的个人调查数据。LiTs调查数据的访问许可使研究能够通过询问潜在移民者的移民意愿来探索他们的属性（特征）。但LiTs无法查询到受访者是否真正移民了。为了填补这一空缺，笔者使用了ESS，该数据库收集了目前居住在西欧的中东欧移民的样本数据，以及留在中东欧的样本数据。但ESS样本中移民者的协变量（covariate）是在受访者移民后测量的，因此这可能受其移民经历（后处理）的影响。理想状态下，我们会拥有捕捉移民者移民前后态度的纵向数据，但目前并没有可用的追踪跨国的国际移民数据。而笔者的方法旨在通过显示移民前后的一致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使用LiTs和ESS的数据，作者从多个维度比较了移民者与非移民者的分布，比较了二者的年龄以及受教育水平，这些因素会影响其政治态度以及移民决定。紧接着对比了二者对移民的态度，该因素是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强力预测指标。

图1显示了（潜在）移民与非移民者的不同分布。红色和灰色分别代表（潜在）移民与非移民者。第一行和第二行的数据分别来自LiTs和ESS。第一列两组数据集中显示了移民比非移民者更年轻。大部分移民者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非移民者在30-70岁之间均匀分布。第二列显示了移民者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LiTs显示移民在高等教育或更高学历的占比较高，而ESS的移民样本中显示拥有比高等教育更高学历的人占比更大。第三列显示了移民者对移民的不同态度。在这两组数据中，移民者与非移民者相比，前者更支持移民行为。

图1.（潜在）移民与非移民者

总之，图1表明移民者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支持移民行为。LiTs和ESS没有直接询问（潜在）移民者的投票选择，使研究无法直接衡量移民者对极右翼政党的态度。然而，先前的研究证实，这些属性是一组强力的预测因素。

为了更系统地分析移民者的概况，笔者用LiTs估计出了一个在这些属性上个体移民意愿的逻辑模型。表1中的结果与图1显示的模式一致。模型1和2都表明，更年轻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愿意移民。在模型2中，笔者加入了一个关于个人政治态度的变量向量。加入了个人对民主的态度，这也是中东欧突出的政治分歧之一，以及受访者是否在最近的选举中通过投票的方式去控制（潜在）移民与（潜在）非移民者的政治参与，以及前者的政治参与是否多于后者。模型2不仅显示出更年轻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更愿意移民，还显示出他们对移民与民主关系的看法比非移民者更积极。

表1.（潜在）移民者的特征（来自LiTs）

这些结果与表2中报告ESS数据的结果一致。在之前的分析中，笔者使用了具有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的逻辑模型。表2中的调查结果证实，移民可能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在意识形态上更进步且更亲移民。

这些发现提出了以下问题：移民者的离开如何影响输出国的选举结果？移民是否会使本国极右翼政党受益？

表2. 移民者的特征（ESS Wave 5-9）

（一）移民与剩余选民的分布

笔者认为，移民改变了剩余选民的构成，从而影响到输出国的选举结果。尽管学者们承认移民存在多种影响政治的途径，现有文献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汇款上。

外来的金融汇款增加了收款方的可支配收入，减少了他们对国内市场的经济依赖。这反过来会影响其政治态度和行为。当个人收到来自国外的汇款时，他们对经济的不满就会减少，既不太可能参与到政治中去，也不会因经济衰退而惩罚现任政府。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认为，金融汇款可以通过减少收款方对国内市场的依赖而使选举更具竞争力，从而削弱他们维持客户交易（clientelist transactions）的动机。通过直接资助现任政府或反对派，金融汇款也可以对政治政权的生存产生更直接的影响。

另一组研究更侧重于社会或政治汇款的作用。移民不仅传递金钱，还传递他们在目的国学到或观察到的新思想和新信息，其中包括政治信息和规范，例如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论点。许多研究表明，社会或政治汇款在向输出国传播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一个人的家人或密友移民时，他们可能在政治或社会上与移民的东道国有更一致的观点，这也会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比如，研究表明，通过移民者从西欧国家传递到摩尔多瓦的政治信息和价值观加速了摩尔多瓦共产党的衰落。

这些研究显示了移民对输出国政治影响的几个重要途径。然而，移民不仅是资本流入或新思想的来源，还是政治角色的流出。因此，仅仅通过汇款来考察其影响，无法捕捉到移民的整体影响。

有关人才流失的文献从人力资本损失的角度研究了移民外流的影响。巨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高技术工作，能吸引高技术工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学者们一直在研究高技术劳动力的流出，且重点关注其经济影响。他们主要将移民者视为经济参与者，探索移民者的经济影响，如财政损失、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

最近，一些研究通过瑞典人移民美国的案例，调查了通过经济渠道移民的政治影响。研究表明，由移民引起的劳动力短缺会赋予工人权利并允许他们提出扩大福利的要求。尽管这些发现对加深我们对移民影响的理解做出了宝贵贡献，但在实证研究中，移民者是自我选择的政治行为者与经济行为者这一事实仍常被忽略。

移民不仅会导致劳动力流失，还会导致政治角色的流失。尤其当大多数具有某些政治意识形态或偏好的人移民时，他们的离开将对输出国的选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这一论点也与有关专制政权移民政策文献中的“安全阀”论点相关。当对政治不满的人离开时，由于国内（潜在）反对者的减少，专制政权可能会从他们的退出中受益。因此，专制政府可以将移民作为其政府的安全阀。笔者的论点与这个理论有相似的逻辑，选择性移民可以通过改变输出国的政治偏好分布来使某些政治团体受益。

如前文所说，中东欧移民更多来自不太会支持极右翼政党的群体。因此，他们的离开使母国国内的选民分布更加保守，从而使极右翼政党受益。诚然，进步选民的移民并不是中东欧地区近来极右翼政党增长的唯一原因，但确实使选民分布更利于极右翼政党。

不过，移民并不一定会妨碍移民者投票。许多国家提供法律上境外投票的选择。但法律上境外投票制度的存在并不能保证移民者获得事实上的投票机会。投票成本大量增加，移民行为降低了个人投票的倾向。移民者往往需要去到投票站进行投票，而这些寥寥无几的境外投票站只位于极少数大部分人难以进入的大都市地区。

Kostelka（2017）研究来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数据（包括本文样本中的七个国家）发现境外投票的投票率明显低于境内投票率。中东欧国家选举的境内投票率平均为56.63%，境外投票率平均仅为9.31%。在一些选举中，境外投票率仅为1.1%（罗马尼亚，2008年）。斯洛文尼亚2011年大选中，境外投票率为27.1%，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投票率均低于10%。但斯洛文尼亚63%的境内投票率仍然远高于境外数据。这些低境外投票率表明，尽管法律上存在境外投票系统，但移民毫无疑问改变了输出国选民的分布。

（二）移民与个人投票行为

政治进步选民的退出不仅会改变选民的构成，还会直接影响非移民的政策偏好，从而影响选举结果。大规模的移民会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这可能会对个人的投票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并直接影响选民的分布。这是另一个未被充分研究过、可能影响输出国政治的途径。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移民者会影响非移民者的政策偏好及投票行为。首先，移民者会引起非移民者对传统价值和当地共同体可持续性的担忧。家庭成员或邻居的移民行为会给非移民者留下心理困扰，包括被遗弃的感觉和失去共同体文化根源的担忧。鉴于对当地共同体传统价值观和社会资本的依恋是个人支持极右翼政党最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区域移民率可能会影响非移民者的投票行为。

同样，移民行为也会导致移民留下的社交网络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影响剩余人口的政治态度。随着政治观念更进步者的离开，非移民者与其政治观点互动的机会将减少，非移民者在网络上的政治观点也会更加统一。先前对政治行为的研究表明，同质化网络导致人们对其他政治观点的容忍度降低，并且通过减少他们接触反对观点的机会而使他们变得更加激进。

总之，更年轻、接受过高等教育和政治进步民众的移民有利于输出国极右翼政党的发展，因为：1）移民使输出国的选民分布更有利于其势力的扩大；2）移民直接影响非移民者的政策偏好和投票选择。这就导致在移民率较高的地区，极右翼政党的投票份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