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对保加利亚产生了强烈影响，暴露出保加利亚社会的内部矛盾，以及其长期存在的外交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应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如何在冲突中保持中立、俄罗斯暂停向保加利亚供应天然气等种种问题引发各政党间的激烈辩论，并导致国内亲俄派和恐俄派的进一步分化。

以长期的比较视角来看，这种紧张局势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当代保加利亚困境的根源可以部分回溯到1989年后索非亚外交政策的转轨。

从历史上看，西欧和俄罗斯在保加利亚的身份建构中代表着重要的“他者”。西欧既被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值得效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又被视为一个不重视周边国家，敌对且排外的政治实体。保加利亚在意识形态上被排除在欧洲文明之外，“巴尔干”一词是落后、冲突不断、部落主义和抵抗现代化的代名词。

即使在被纳入奥斯曼帝国之后，保加利亚仍处于西欧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边缘。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促成了作为欧洲核心价值的形成与发展，即自由主义、法治和自由市场。然而，这些“进口”价值观从未成为保加利亚民族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保加利亚人在追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极力模仿这些价值观，但并未将其视为自身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保加利亚的文化敏感性和情感依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种族和语言的相似性，以及历史上的感激之情（俄罗斯曾帮助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使得俄罗斯在现代保加利亚国家建立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众意识中，莫斯科不仅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都被视为保加利亚的“解放者”和保护者。因此，保加利亚在东欧剧变后并未立即选择加入北约。

从保加利亚自身而言，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中心位置是其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保加利亚被视为欧亚地缘战略和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保加利亚对领土主权的认识促成了受害者叙事（1878年柏林会议上保加利亚被瓜分）以及背叛（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后保加利亚与邻国盟友反目）和失败的记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均为战败国）。这种对历史的解读方式不仅将外交政策失败的责任推给了他者，而且导致了保加利亚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地位，表现为典型的反应性外交。

保加利亚身份的矛盾性在1989年后的转型过程中一直存在。然而，这种矛盾性并没能阻止保加利亚逐步走向欧洲一体化，向欧洲靠拢。同时，该国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还得到了欧洲外交和经济方面的支持，以及国内亲欧洲外交战略共识的推动。

20世纪90年代，索非亚矛盾的欧洲化特点是，在“反共产主义者”和“前共产主义者”激烈对立的背景下，该国开始初步探索自身在欧洲的位置。直到九十年代末，国内才逐步达成政治共识，克服了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欧洲和美国对保加利亚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西方没有立即运用自身的权威和政治力量拉拢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融入欧洲-大西洋空间的过程中，西方自身的犹豫与索非亚摇摆的意识形态偏见共同发挥着作用。1996-1997年保加利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使得亲西方发展道路的替代方案变得不合法），以及科索沃危机后的战略反思（此次危机提升了巴尔干地区在欧洲规范和安全秩序中的重要性），促进了“我”和“他者”的融合。

然而，进入21世纪，保加利亚在欧洲的地位仍不明朗。欧盟和北约扩大的意愿下降，恰逢保加利亚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民粹主义政党，导致了保加利亚“欧洲化”进程停摆，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共产主义者”与“前共产主义者”的持续对立。

“索非亚重返欧洲”是由欧盟和北约的战略考量以及保加利亚政治精英表面上达成的欧洲-大西洋共识所决定的。保加利亚重返欧洲的战略更多是基于对欧洲规范的情境适应，而不是基于内心深处的信念和成为西方密切合作伙伴的愿望。

俄乌冲突加剧了“亲俄派”和“恐俄派”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长期存在的分歧，尤其在是否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上。

组成联合政府（该届政府已于2022年8月2日宣布解散）的四个政党之间出现了重大的外交政策分歧。政治态度光谱的一端是“民主保加利亚”（Democratic Bulgaria，DB），该党始终遵循亲西方的路线，批评莫斯科的威权主义，谴责克里姆林宫的军事行为，并要求保加利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光谱的另一端是保加利亚社会党（Bulgarian Socialist Party，BSP），该党传统上支持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社会党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不支持对俄罗斯进行制裁，不支持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

执政联盟中最大的党——“我们继续变革”（We continue to change，PP）是一个新兴政党，在2021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凭借反腐宣言赢得了选举。前总理基里尔·佩特科夫（Kiril Petkov）是该党的联合主席。该党主要凭借其在国内问题上的立场和商业导向的执政方法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外交政策上的倾向不是特别突出。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该党试图在执政联盟之间发挥平衡作用，避免在向基辅出口武器的问题上表达明确立场。然而，随着国内要求明确立场的压力越来越大，俄罗斯停止向保加利亚供气，“我们继续变革”党的立场有所变化。佩特科夫在2022年5月初访问乌克兰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是有利于欧洲和民主的文明选择。

执政联盟中的第四个党，“有这样的民族”（There is such a people，ITN）在外交政策方面相对回避。该党自称坚持亲西方立场，但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与欧盟和北约以外的行为体，尤其是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尽管如此，该党已明确宣布支持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

反对党的立场是亲西方和亲俄罗斯的混合。曾掌权12年的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 多年来对俄罗斯发出多变的信号。一方面，无论是公开表明立场，还是在实际行动中，公民党一贯支持保加利亚的欧洲-大西洋政治战略导向。另一方面，公民党及其领导人、前总理博伊科·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采取亲俄立场，特别是在能源（天然气和核项目）和经济贸易（旅游和军火工业）领域。此次该党立场鲜明地支持向乌克兰出口武器，可能是为了凸显政府的犹豫不决。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 (DPS) 主要代表土耳其族裔的利益。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该党一直活跃在保加利亚的政治舞台上。据称该党与俄罗斯团体有利益联系，偶尔表达亲俄立场，但传统上DPS将自己视为索非亚欧洲-大西洋战略最坚定的支持者。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DPS支持向基辅出口武器，尽管是以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提出的。

最后，极右翼亲俄政党复兴党强烈支持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议程。复兴党组织抗议活动，谴责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行为，并呼吁保加利亚在冲突中保持中立。

总统鲁门·拉德夫（Rumen Radev）反对武器出口，与政府的分歧越来越大。拉德夫声称俄乌冲突可能升级为欧洲和世界大战，批评保加利亚政客火上浇油的行为。总统将国家利益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行为划清界限，暗指支持武器出口的政客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前副总理兼“我们继续变革”党联合主席阿森·瓦西列夫（Asen Vasilev）称这种反对武器出口的行为“可耻”。

民众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多年来的民意调查一直显示，保加利亚人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亲俄的群体。2020年至2022年间的民意调查显示，普京的支持率约为 55%，但自俄罗斯展开军事行动以来，民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普京的正面看法减少了一半，负面看法增加了一倍多。不过，这可能只是短期现象。亲克里姆林宫的虚假信息在保加利亚社交媒体上呈指数级传播。截至2022年3月下半月，42%的保加利亚人认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过于严厉。

对于“平衡”，尤其是“中立”持续不断的争论，在索非亚是否应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问题上再次浮出水面。平衡东西方的努力最终演变成争取中立的努力，是索非亚外交政策的既定模式。保加利亚人对“平衡”和“中立”的理解不同于这些概念在现实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内涵。对于保加利亚来说，“平衡”不是指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限制另一个国家力量的战略，而是指融合东西方之间的二元性。“中立”不是通过军事不参与来确保安全的手段，而是一种基于或隐蔽或明显的亲俄偏见，从而淡化亲西方倾向的方式。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在政治辩论和公共讨论中都能看到争取“平衡”的努力，或明或暗地呼吁保持中立。

将向乌克兰出口武器等同于保加利亚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这种观点在保加利亚甚嚣尘上。持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客表示向往和平，反对战争的持续，并以此作为反对武器出口的理由。有一项与此立场密切相关的提议，提议称让索非亚担任莫斯科和基辅之间的调解人。调解通常需要一定程度的平等、公正和中立，而不是采取明确偏向某一方的立场。调解的角色与保加利亚的身份相矛盾，因为保加利亚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而后者全面支持乌克兰。

保加利亚在国际关系中属于“小国”的传统观念也在该国“维持平衡”的策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假定的权力限制是消极和退缩的借口。例如，保加利亚外交部长特奥多拉·根乔夫斯卡（Teodora Genchovska）指出保加利亚是“小国”，因此没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她自己所在的政党“有这样一个民族”公开表明了亲乌克兰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根乔夫斯卡转而采取了一种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的立场。这与索非亚的一贯反应相符，实际是不愿承认小国能够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可能性。事实是，保加利亚国防工业能够（并且确实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和弹药，虽说是通过私营公司的渠道。

保加利亚对于保持中立的呼声与更加极端和反建制的言论相结合，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等同于“叛国”，并要求保加利亚非军事化。亲俄罗斯的极右翼政党复兴党一直站在这种言论的最前沿，组织了要求保持中立的抗议活动。目的是为了摆脱“民族叛徒”，“恢复保加利亚的国家地位”，夺回“外国侵占的利益”。这样一来，保持中立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为则被定性为“叛国”。

亲俄社会阶层（不一定由政治力量领导）也发起了许多呼吁保持中立的倡议。例如，“保加利亚争取和平与中立”组织发起请愿，称“不干预俄乌冲突，北约军事力量撤出该国是实现和平最好的方式。”有人认为，索非亚加入北约威胁到了保加利亚与莫斯科的积极关系，并导致主权的丧失和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因为北约蓄意挑起冲突。

由于普遍的政治和公众态度以及支持平衡和中立的倡议，保加利亚当局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立场仍然犹豫不决。战争开始两个半月后，前总理佩特科夫试图改变拒绝向基辅提供军事支持的政策，最终做出了妥协。5月4日，议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修理乌克兰军事装备），但不出口武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识到保加利亚内部意见分歧可能导致联合政府的垮台，于是提交了一封信，请求保加利亚提供各种类型的援助，但没有要求保方提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