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三国具有不同历史遗产和体制框架，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期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政策具有很高的趋同性，展现出从新自由主义向新凯恩斯主义转变的趋势。通过对比研究，本文发现这三个国家在前后两次危机中不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选择主要是由于两次危机的不同性质、国内外阶级利益重构，以及欧盟不同的政策框架造成的。
每一次危机都伴随着一套特定的“危机叙事”和具体政策的实施。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之后，市场力量逐渐增强，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主要代理人的角色不断削弱。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和“灵活保障（Flexicurity）”的流行，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福利国家被不断消解，全球化成为调节世界各地劳动力市场的新模式，欧盟也不例外。这一趋势导致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劳动保障越来越少，而所谓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则越来越流行。
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美国实施了偏向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欧盟则要求成员国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包括削减开支、收紧财政规则以及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2008年危机中，欧盟各国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持那些“大而不能倒”的银行，这导致各成员国虽采取了各种政策工具来挽救就业，但失业率仍然大幅上涨。2008年金融危机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非标准类型就业大大增加。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将世界带向另一场重大经济危机。各国史无前例的停摆沉重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然而，尽管欧盟各成员国在新冠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均有下降，但失业率仅小幅上升，远未达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水平。这是欧盟和各成员国两次危机期间不同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结果。
本文聚焦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三个欧盟成员国劳资关系的演变，对比分析此三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和新冠疫情危机前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变迁，以此探究两次危机期间，影响上述三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主要因素。
本文从霍尔（Peter A. Hall）和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出发，认为，在欧盟一体化和单一市场构建的进程中，大多数欧洲国家采取的政策是趋同的。欧盟成员国近几十年来最重要的共同特征是，以欧盟官僚机构、欧洲工业圆桌会议等外国政治经济精英为主要力量推动的新自由主义转型。而新自由主义转型又促使欧盟各国特点各异的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趋同，对灵活保障的推进就是这一趋同在劳动力市场政策领域的主要体现。这一变化造成了非标准类型就业的兴起以及劳工权力有组织的丧失。
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确实在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多个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将三国情况整理为表1。但另一方面，上述国家都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欧盟的半边缘，且都在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迈向更强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因此，对这三个国家的比较能够为欧盟边缘与半边缘地区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监管的变化提供普遍价值与个性化经验俱全的研究。本文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解释所选的三个国家的进程。
表一：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
基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理论的劳动力政策分类
在2008年危机前后，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显示出非常相似的趋势和倾向：在欧盟施加的外部压力和保持本国经济竞争力的内部压力下，都引入了内部贬值（Internal devaluation）、促进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措施。
爱尔兰：凯尔特之虎的兴衰
爱尔兰作为新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国家由来已久，廉价劳动力和低企业税率是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两个重要措施。
劳动力成本方面，早在1987年，爱尔兰工会和雇主组织之间就通过一系列书面协议达成了强烈的重商共识，将“强大的自愿性和最小的就业权利”作为一切改革的基本要素。爱尔兰直到2000年才设立最低工资制度，而且就业保护非常薄弱；企业税率方面，爱尔兰从1958年开始公司出口税率就一直为零。直到1980年，制造业才统一实行10%的税率，随后在欧盟的巨大压力下于2003年改为12.5%。
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爱尔兰自1994年在持续高水平的外国直接投资下经历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成为欧元区增长最快、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赢得“凯尔特之虎”的美誉。不过，由于劳资关系长期供大于求，经济的稳定增长并没有使劳工权利得到相应增加。
上述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在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中得到了一贯执行。金融危机发生后，爱尔兰的失业率从5%飙升至15%。2009年底，爱尔兰政府直接将工会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减少劳动保障为主要手段，甚至在三驾马车干预之前便已自行推出了一系列紧缩改革。2010～2013年期间，三驾马车介入并支配了爱尔兰所有关键政策，对求职者津贴水平、发放期限、最低工资等都进行了大幅削减。
葡萄牙：劳动力市场的灵活保障
葡萄牙的商业制度在1974年民主革命后才建立起来，以劳工、资本和国家之间的三方协议为基础。由于2004年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普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葡萄牙于2003年提前通过新《劳动法》，在劳资关系中进一步偏向资本，降低本国劳动力成本。随后，葡萄牙又先后于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接连通过《劳资关系绿皮书》、《劳资关系白皮书》和新《劳动法》，继续降低劳动保护。
危机爆发后初期，葡萄牙在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的领导下采取了凯恩斯主义财政扩张政策。然而，2010年4月，葡萄牙社会党进行了政策转向，在反对党社会民主党（Partido Social Democrata）的支持下实施了紧缩政策，避免跨越欧盟规定的赤字门槛，包括工资冻结、削减失业福利、要求失业者接受任何工作等措施。随后的两年内，葡萄牙政府又接连引入公共部门削减工资、冻结晋升、降低家庭津贴、减少养老金、削减医疗支出等措施。2011年，三驾马车介入并明确地要求进一步灵活处理劳动力市场，修订失业保险。一系列激进政策导致失业率从2008年的7.7%激增至2013年的16%以上。对此，葡萄牙政府的应对是进一步推广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幅增加临时劳动合同。
斯洛文尼亚：第三条道路
斯洛文尼亚在1991年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独立后的几年里，由自由民主党（Liberna demokracija Slovenije）领导下的自由主义政府确立了新社团主义制度。工会、资本和国家之间达成坚定共识：工会可以参与决策过程，但必须确保工人阶级接受内部贬值（internal devaluation），即日益增长的工作强度和相对缓慢的工资涨幅。2004年，斯洛文尼亚民主党（Slovenska demokratska stranka）上台并开始推行更加激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建立对资本更有利的环境。2007年，国民议会通过了《雇佣关系法修正案》（2007），朝灵活就业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斯洛文尼亚的工会在牵制相关改革时发挥了相对另外两国更强的作用。
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由社会民主党（Socialni demokrati）领导的新政府最初实施了新凯恩斯主义政策，以防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但政府很快就开始转向，开始采取削减社会开支的措施，推动灵活就业、延长退休。不过在工会带领的人民的反对下，相当一部分改革未能落地。2011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辞职后，继任的两届政府继续实行紧缩措施，包括降低公共部门工资标准、削减社保、降低育儿津贴、减少养老金、提高增值税等等。失业率从4.4%上升到2011年的10%以上。对此，斯洛文尼亚政府的回应同样是进一步推广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大幅增加临时劳动合同。
上述三个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中具有两个共同点：
（1）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三个国家都在欧盟和国内政治经济精英的推动下不断推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
（2）危机爆发后，三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是由外部力量（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市场等）决定的，都实施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都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灵活化，都通过推广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解决失业问题。
当然，三个国家也分别实施了不同的工作保留计划（JRS，Job retention schemes），对劳动者加以保护。但是，这些计划的申请标准都非常严格，并且各国在内外部压力下实施紧缩政策，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这些计划对保护工作的影响非常有限。
新冠疫情危机来临后，欧盟暂停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严格的财政规则，同时还建立了“支持减轻紧急情况下的失业风险（SURE，Support to mitigate Unemployment Risks in an Emergency）”机制，为成员国的工作保留计划、反周期调节和控制失业率提供资金。为稳定劳动力市场，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都采取了积极的扩张政策。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爱尔兰的工作保留计划
2020年疫情爆发时，正值爱尔兰新旧政府交替，两届政府的扩张政策则保持了一致。爱尔兰政府先后推出疫情失业金、临时工资补贴计划（TWSS，Temporary Wage Subsidy Scheme）、就业工资补贴计划（EWSS，Employment Wage Subsidy Scheme）等计划，为企业和劳工发放大量补助，直到2022年5月才终止。到计划中止时，该政策已覆盖超过66万民众。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葡萄牙的工作保留计划
疫情期间，葡萄牙政局也经历了变动，但新旧政府所采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也都奉行扩张路线。2020年3月起，葡萄牙采取了简化解雇流程以及支持临时减少工作时间等措施。所有在因疫情封锁而被迫关闭或营业额下降超过40%的公司，其员工可获得其总工资的三分之二，其中30%由雇主支付，其余70%由社会保险支付。随后，葡萄牙政府又先后提高失业人员工资中社会保险支付的比例，推出对处于商业危机情况下的公司逐步恢复的特别支持。截至2021年1月，相关支持政策已累计覆盖超过100万劳动者。
新冠疫情危机期间斯洛文尼亚的工作保留计划
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斯洛文尼亚迎来了右翼保守派扬沙（Janez Janša）新政府的上台。新政府随即为富人引入了减税措施，工会也因不满而逐渐放弃了同政府进行合作。然而，即使没有工会的参与，以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著称的政府还是引入了非常类似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控制失业率上升。主要措施是为失业者提供工资补偿，为工作者提供补贴。仅2020年一年，斯洛文尼亚政府就为前者支出了超过3.26亿欧元，为后者支出约2500万欧元，覆盖人数超过20万。2021年，斯洛文尼亚政府在劳动力救济上的总支出超过3.5亿欧元，覆盖人数超过35万。
上述政策对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三国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疫情之下，三个国家的失业率并未像最初预计的一样大幅升高，反而都是在2020年上半年短暂上升后开始持续下降并保持在低位，甚至一度创下历史新低。
讨论：
决定欧盟半边缘地区劳动力市场政策选择的因素
横向来看，尽管不同的历史遗产、不同的制度框架和不同的执政党和联盟非常容易造成政策差异，但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三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中的政策选择具有相当的趋同性。
纵向来看，上述三国在两次危机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政策转向。2008年危机前后，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是政策主流，而在新冠疫情危机中，凯恩斯主义又回归人们的视野。然而，在2008年和新冠疫情危机期间，三个国家都是由相同的政党掌权。那么，是什么促使这些政党在两次危机中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在诸多因素中，下列三个方面十分重要。
首先，这两次危机的性质非常不同。
2008年的危机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美国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对次级抵押贷款的投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大型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崩溃。在欧盟，情况虽有所不同，但最大的问题同样是防止银行系统的崩溃。爱尔兰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斯洛文尼亚在公司私有化过程中放出的大量贷款，葡萄牙长期的经济发展停滞分别是本文所研究的三个国家最严峻的问题。为了挽救“大而不能倒”的银行、金融机构和欧元这一欧洲单一货币，各国都积累了高额公共债务并产生了主权债务，这最终导致了严格的紧缩政策。
新冠疫情危机则是一场独特的外源性危机，使整个世界经济都陷入了停顿。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封停不仅严重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个单一行业或部门，而且严重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任务需要从专注于促进自由市场体系转变为成为防止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崩溃。
其次，各国的阶级权力和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后，工会在三个国家都受到谴责，因为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僵化，被认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威胁。要取得经济成功，必须削减劳工权利，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在这一时期，雇主和工会的利益是截然相反的。
而在新冠疫情危机中，资本和劳工以及劳工组织的利益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即保持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首要诉求不是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而是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来保障企业的稳定存续。这和工人保有工作岗位、工会防止失业率上升、政府避免失业率大幅上升给医疗体系带来过大压力的诉求形成了合力。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工会和劳动者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三，欧盟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在两次危机期间对这三个国家的政策都起着决定性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前，欧盟各机构在各国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三驾马车进行接管或援助的国家都实行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即使是最终没有接受援助的斯洛文尼亚，也为避免达到红线、接受援助度过了艰难的紧缩时期。
新冠疫情爆发后，欧盟在2020年3月就建立了亲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的重要性，并在次月通过“支持减轻紧急情况下的失业风险”机制。爱尔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分别从中收到24.73亿、59.43亿、11.13亿欧元作为劳动补贴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支持。
本文通过跨国、跨危机的比较视角解释不同国家劳动力市场政策变化的过程和原因。三个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危机前后采取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但其基本逻辑是相同的。三个国家在前后两次危机中的政策转向主要有以下三个影响因素：危机的性质、程度和规模的不同；阶级权力关系和阶级利益结构不同；欧盟的态度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所研究的三个民族国家和欧盟的主要目标都没有改变，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变化的只是具体的环境。
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外部冲击，导致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新凯恩斯主义的“疫情的范式转变”。然而，这一转变似乎只是劳动力市场继续放松管制、继续灵活化这一大趋势下的一个独特反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通过比较三个国家的政策反应及其背后原因可以发现，要实现更进一步的、长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一般主张，需要一个更强大、更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不论是在本文研究的三个国家还是整个欧盟，现实都并非如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爱尔兰、葡萄牙和斯洛文尼亚三国的工会密度水平一直在下降。因此，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未来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各国阶级权力关系的平衡和欧盟在这方面的取向。
